让子弹飞 稿.doc

与时代的对白 《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在大家看来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喜剧，其实不是这样，当你细细品味这部电影时，你也许会品味出他的内含。在这些令人捧腹的桥段中，往往带有浓重的时代背景，并有姜文导演对那个时代的特殊见解，他把自己的见解融入了影片中，导演用他独特的手法，构建了电影与现实的“特殊关系”。如在鸿门宴上，黄四郎说，他二十年前见过张麻子，那时候张在明处，他在暗处。而二十年前，张牧之可能正是反抗青廷的革命党，而黄四郎无疑是辛亥革命之后坐享革命红利的既得利益者。黄家藏有一颗珍藏版地雷，该地雷的双胞胎兄弟正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响。黄四郎很可能也是早期的革命党成员，甚至参加过十几年前的那场革命，在革命后，成为革命新贵，祖辈的基业加上黄的革命资本，造就了雄踞鹅城的南国一霸。 　　而张麻子则是革命中另一类人的象征。张麻子是某种南国方言中张牧之的谐音。张牧之象征的是一种致力于达成革命最初承诺和最终精神的力量，是革命纯洁性的捍卫者——正如同他所追随的蔡松坡将军。对于这些人而言，革命远远没有结束，只要革命的最终目的没有达到，就需要将革命永远进行下去。 　　在影片中，蔡锷与辛亥革命只是这个关系的一个表层的类比。更深层的类比在于，姜文用它建构起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关联。在这里，姜文并不试图区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在革命最纯粹也是最直接的意义上，这两场革命不过都是永不停息革命浪潮中的前后相继的环节。 看过电影的人，也许对那些搞笑的对白记忆深刻，但正是这些丰富有趣的对话，让我们对片中人物性格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每一次的对话，都表现了人物的内心变化，而人物的心理，也正是对那个时代的最好表现。当鹅城新县长马邦德宣布他给鹅城带来三样东西，“平等，平等，还他妈是平等”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土匪，而是一个宣布“鹅城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革命者。“站着，还把钱挣了”的自由。目的就是消除了私有制和国家之后的自由，而不是贫穷和下跪的自由。 电影中也有许多语言联系，看似无用，实际上却与正文紧密 。如：在发银子的晚上，戴着九筒的张麻子和戴着一筒的汤师爷有一段对话。“你不就是想当老天爷吗？”“是啊。”“这跟收拾黄四郎有什么关系呀？”“老天爷都能当，还收拾不了一个黄四郎？”　这段对话预言了后来张麻子用四个人攻破黄四郎碉楼的方式。很多人无法理解影片后半段撒银子撒枪的桥段，因为按照商业大片的逻辑，此刻的张麻子应该率领余下的兄弟冲入碉楼，以一敌百地血洗黄府，一波三折地灭掉黄四郎之后，英雄举枪朝天空怒射，天地为之动容。最好顺便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出被黄四郎抓走的花姐，然后两人骑着高头大马消失在血色的夕阳中。然后出音乐，字幕。 　但是，姜文和张麻子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如果把撒银子的桥段视为一个政治寓言，恐怕没有比土地革命更加适合的类比对象了。正是通过这场运动，农民被指认为一个阶级，并第一次获得了政治主体性。这也正是《让子弹飞》的特点，我们 不能以以往大片的逻辑来推测这部电影，正如上文所写，我们逻辑的思维被打破，很容易记住这部“不按套路出牌”的电影。姜文导演的剑走偏锋，走的很成功，这样使人们不会对剧情感到乏味。 《让子弹飞》最重要的一段对话发生在影片的结尾部分，在这个图穷匕见亮出底牌的时刻，张麻子问黄四郎“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这个问题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其实是在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而两个选择代表了两种身份：第一种身份是土匪，只图钱财，不问是非，这样的人，一定会认为钱更重要；第二种身份是造反者，造反者比土匪更有野心，试图推翻当权者，取而代之，这样的人一定会认为推翻当权者比掠夺钱财更为重要。在黄四郎的眼里，张麻子并不是简单的土匪，所以，他回答说“我”。然而，张麻子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这个答案击溃了黄四郎最后的一点矜持，因为这个答案的背后，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料到过的身份——革命者。 关于革命和造反，阿伦特有一个区分，造反是以暴易暴，而革命是秩序重建。造反古已有之，而革命则是现代的产物。尽管阿伦特的《革命论》最后演变为一套“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的说辞，但其对于革命的这些指认是准确的。革命是启蒙的后果之一，其最重要的禀赋在于，它不但是一种反抗暴政的暴力活动，同时也指向了一种新秩序的建构，这种秩序内在的价值就是革命行动的价值依据。阿伦特认为，这种价值依据就是自由。 在围攻碉楼的前夜，张麻子曾经让老七在黄府的铁门上打出了一个叹号，然后自己又打出了一个问号。叹号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问号，则意味着对新的时代的疑虑。在这里导演巧妙地以这种耐人寻味的方式，向我们委婉的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是生于他的那个年代的人的共同疑问，因为姜文生得早，没有赶上“告别革命”的好日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不断革命时代的产儿，却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