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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产生致癌物专家告诫中国勿重蹈日本覆辙 德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罗兰·韦伯告诉记者，当计划建焚烧炉时需要首先考虑，到底有多少废物是要循环利用，而哪些是不需要（可以焚烧）的，“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是罗兰·韦伯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给中国的一句忠告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费用上的支出绝大部分确实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而按照他设想垃圾管理理念，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才是垃圾处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处理压力下，选择焚烧实属无奈之举 垃圾烧出一级致癌物，德专家告诫中国不要重蹈日本焚烧污染老路 在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报道国内城市生活垃圾所面临的困境。面对日渐饱和的垃圾填埋场，很多城市管理者都选择了焚烧这条路。然而，有不少专家和市民，对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二噁英”等有毒物污染深表担心。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国家环保总局叫停了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可是我们无法叫停每天都在增加的垃圾。垃圾处理出路究竟在哪里混合垃圾焚烧的危害 矗立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西北方的这座银灰色建筑，就是北京市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远远望去，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座高达80多米的大烟囱。陪同采访的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告诉记者，目前高安屯垃圾发电厂仍处于试运行阶段，因而不能满足我们进厂拍摄的要求。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它试运行以后还要经过工程验收，就按照你当初的设计图纸一项一项验收，还要经过环保验收，环境还要监测等等，现在它的设备、所有的技术参数都在调试。” 与焚烧厂车间相连的这条垃圾运输通道始终都有垃圾车进出，这说明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此刻正在运行当中。但由于不能进入厂区内部拍摄，记者无法了解到送进焚烧炉的究竟是怎样的垃圾，不过在不远处的垃圾填埋场，还是找到了答案。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记者看到，从密闭的垃圾车上倾倒出来的垃圾可谓“五花八门”，有西瓜皮、菜渣、塑料袋、废纸、金属、玻璃、渣土等等一应俱全。而王维平也向记者证实，送进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同样也是这些原生态的混合垃圾。 王维平：“目前北京市焚烧厂的设计是按照混合垃圾入炉设计的，不是说必须对原料有过多苛刻的要求，不是这样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长期关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垃圾焚烧问题的著名环境学者李皓提出了质疑。 环境学者李皓：“我们国家现在要上一些垃圾焚烧项目，我不是完全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是含高能源物质才能去烧，你不能够不能烧的烧全部混在里边烧，那就出大问题，那个就是产生二噁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床。” 李皓告诉记者，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二噁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塑料袋、泡沫饭盒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因此，如果对混合垃圾直接进行焚烧处理，其后果可想而知。 李皓：“垃圾是混着的，这么脏的垃圾烧谁都要反对，我也要反对。”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9.32%、塑料制品占9.78%，纸类、金属、玻璃等其它垃圾占20.9%。在李皓看来，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烧的。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却不这么认为，他对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技术设备充满了信心。 王维平：“它有比较复杂的烟气净化系统，投资昂贵，那么主要的方法包括一些布袋、冷却、水幕，也包括通过控制炉温，来使得二噁英的排放达到0.1纳克，这0.1纳克的标准是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 王维平表示，他完全理解周边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担心，因为此前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确对周边环境造成过一定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垃圾焚烧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维平：“它要实时地按照标准来运行，实时地向社会公布，在线监测你的数据，要接受监督的，我们也希望公众来监督，因为这个实时监测的牌子，液晶显示屏，将来时要放在大门口外面的，老百姓可以随时看到，看到以后就举报。” 国外为解决垃圾问题开始了其它探索 从刚才的报道里看到，即使在技术专家中间，主烧派和反烧派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实际上，垃圾焚烧技术确实走过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欧和美国，但首先大规模采用这项技术的是地少人多的日本，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在全国极力推广垃圾焚烧，但由于缺乏监管，对二噁英污染认识不足，随后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 日本对垃圾焚烧的依赖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全国有6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噁英含量严重超标。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测得的二噁英水平竟然是其它工业国家的10倍。 环境学者李皓：“日本有些学者就认为，日本产生一些污染问题，包括一个是危害人的身体，甚至可能还危害一些生物领域一些动物发育，就高度怀疑是二噁英的这些引起的。” 在经历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