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楚文化与吴楚文化.docVIP

吴文化、楚文化与吴楚文化 张硕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本文从文献记载、出土文物以及吴楚文化的门类以及突出成果等方面入手，阐明吴、楚文化的交流与吴、楚文化的发展相始终，特别是吴文化和楚文化相互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和增宏楚文化因楚国楚人而得名，是对中华文化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区域文化，绵延800余年，与周朝相始终。随着楚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强盛，但从来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因子。楚国建国后，就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抚有蛮夷以属夏”，表现开放融合的思想。楚人兼采夷夏之长，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和增宏商，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把王位让贤于三弟季历，两人一起从陕西的岐山出奔到长江下游的荆蛮，两人抛却故国，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得到土著居民的敬仰拥戴，成立了“句吴”，即江南第一个国家雏形。太伯将北方的农耕文化、青铜传播到这里，促进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形成新的区域文化，即古代文化中后来居上。以后五六百年，吴国凭借太湖流域富庶的经济条件、良好的人文环境，发展。584年）518年） 不仅在史书上有大量相关的记载，同时，近年来在吴、楚两地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物也充分有力地证明了吴、楚文化交流的情况： 首先， 战国中晚期以后楚文化对长江下游吴地影响越来越明显，吴国故地墓葬大量出土楚国的青铜礼器如鼎以及其他楚器，在遗址和城址里也出现了楚文化的因素，反映出楚文化在吴地的扩张和发展。 在墓葬方面，江苏六合程桥1、2、3号墓、和仁东周墓、镇江谏壁粮山1、2号墓以及苏州虎丘、吴县何山东周墓等，都出土有楚式鼎等楚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在无锡，曾出土战国晚期楚“鹅陵君王子申”诸器在上海地区战国晚期墓葬中，印纹陶逐渐消失，出现了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鼎、豆、壶和泥质郢爰1978年3月，在清江南郊发现一座战国中期偏早的木椁墓，木椁内分隔成四厢，已完全是楚墓的1980年10月，在江苏武进孟河乡发现一座土坑竖穴墓，出土青铜器鼎、、壶、盘组合，木四周填以青膏泥，已经完全是一座楚文化墓葬，时代在战国晚期与长江下游地考古学文化在战国中晚期逐渐“楚化”相对应，在楚国故地则发现了大量的吴兵器有： 1吴王夫差剑1976年出土于湖北襄阳“吴王夫差剑”1976年河南辉“吴王光剑”1978年安徽南陵“吴王夫差戟”1980年安徽霍山吴王夫差矛1983年出于湖北江陵 6．“吴王夫差矛”1983年在湖北江陵吴王者兵器在楚国腹地大量出土，可能是楚所缴获的战利品。早在新石器时代吴地栽桑养蚕0.5厘米，是由30根单纱分10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残绢片经纬密度是每平方厘米48根，是缫而后织的，纤度偏细，主要通过增加经纬纱数以达到绢织物的密度。 这些绢片、丝带和丝线的纤维原料经科学鉴定为家蚕丝，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丝织物。 钱山漾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平均值为公元前3000年，即距今5000年左右。而出自钱山漾遗址的丝、麻织品实物标本，不仅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更是我国服饰史、纺织史上空前的发现。 实际上，除了浙江钱山漾遗址，在长江流域下游广袤的区域内，关于植桑、养蚕的考古发现还有不少： 1960年、1974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中部文化层里，确认该文化层孢子花粉组合中桑树花粉的比例非常高，反映了当时该遗址四周曾经生长有大片的桑树林。 1973年，在距今6500年前浙江河姆渡遗址第3文化层，出土了1只牙雕小盅，牙雕小盅上面刻有清晰的蚕纹，蚕身上的环节数目，也与家蚕完全相同，这也可视为长江流域居民将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开始；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吴江梅堰遗址，出土过一件带柄灰陶壶，陶壶腹下部清晰刻有围绕器壁一周的5条蚕纹。每条蚕头向一致，蚕的头部与身躯与现代家蚕形象酷似，毫无二致。这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该地的居民也在从事饲养家蚕。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等丝织品不仅是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完整的丝织品，还是织造最精细、是足以与现代纺织品并肩媲美的纺织品。吴地是中国丝绸文化的起源地，应该是持论科学、谨严的。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楚国发达的丝织技术的源头应在吴地。 第二，楚人尚武爱国，墓里出土有大量制作精美的实用兵器。但是，从楚国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兵器来看，主要是用于车战的戈、矛、戟，其特点长大而锋利。短兵器如铜剑就出土很少，如河南下寺春秋楚墓所出的剑只有两件；湖北襄阳山湾春秋楚墓所出的剑也只有两件。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楚国军队的用剑数量，远远落后于吴越。 进入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战争更加频繁，规模更加扩大，和其他国家一样，楚国步兵和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