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个人与公意-社科网.PDF

国本、个人与公意 ——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摘要：从《甲寅》到《新青年》,五四思想家的思考重心逐渐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转移到政治背后的核心价 值和伦理精神,由此提出了重建个人的命题。但个人之间如何形成政治共同体,五四思想家一改清末民初的 “公理”观念,转向了以“公意”为核心的研究。从陈独秀到高一涵再到李大钊,“公意”逐步摆脱超越的、 实质性的“公理”的规约,以良知论为基础,走向人民意志的自由选择。当各种意识形态所操控的“民意” 冒充“公意”成为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时候,便加剧了政治的动荡和无序。 关键词：国本；个人；公意 政治正当性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政治正 当性(political legitimacy)是一国之本和国家的最高统治原则,是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权威 所赖以建立的认同基础,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认可的信念和规范。 那么,政治正当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是宗教、道德还是理性? 其背后的理据又是什么? 本文作为一项思想史的研究,将集中在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的讨论,重点研究民国初年议会 民主制实践失败之后,五四启蒙思想家如何重建政治精神,公理如何逐渐转化为公意,而公意 最后又如何蜕变为民意,从而加剧了政治正当性危机的。 一 国本问题的提出 晚清的思想界对政治正当性的讨论,主要纠缠于以人民主权为核心(权力的认可性)还是 以国家富强为目标(统治的效益性) ,较少考虑到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和精神(秩序的规范 性)究竟是什么? 其中的原因恐怕与旧的王权制度依然存在、新的政治共同体尚未建立、政 治秩序的规范性原则暂时还没有成为突出的问题有关。1911 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建立 了史所未有的共和秩序,但这一秩序又是以政治混乱和重建军事强权为代价,这使得原先被 遮蔽的秩序规范性问题变得凸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直接渊源于民初知识分子普 遍地对政治的失望。这一失望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以及随之而起的 北洋军阀统治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另一个方面,即对民初曾经实践过的议会民主制的变质和 腐败的失望。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中国统统都归于失败,于是无论是陈独秀为代表的 新青年启蒙知识分子,还是梁启超为领袖的研究系知识分子,都放弃了政治上的努力,重新在 文化上为共和政治秩序寻找新的伦理精神和价值规范。 诚如周锡瑞(JosephW. Esherick)所说:“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的、 ① 共和主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 辛亥之后,原先为王权专制 所压抑的地方封建势力借民权而崛起,地方绅士权力大大扩张,民初的党争和军阀冲突成为 私人、家族和地方利益之争,始终没有发展出统一的宪政制度和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公共文 化。在民国初年,在一个制度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几乎所有的争论,无论是国权与民权之 争,还是总统制与内阁制、中央集权制与联邦制的冲突,都是围绕着权力的分配而展开,卷入 政治利益冲突的各家各派,却忽略了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的最核心的问题:政治正当性的规 范性基础是什么? 制宪问题虽然也是争论和冲突的焦点问题之一,但焦点却仍然集中在由谁 制宪、中央和地方权力如何安排这些权力层面的问题,至于政治秩序的规范性基础、政治共 同体的核心原则究竟是什么,却乏人问津。民初的政治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新的共和 制度出现了,却缺乏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宪政;表面的宪法也有了,却无法转换为行之有效的宪 政实践。也就是说,共和制度的背后缺乏制度实践所必须的公共文化,缺乏共和制度之魂—— —共和精神。 当年思想界最敏感的人物杜亚泉已经注意到,民国成立以后,最令人忧虑的是人心之迷 乱。迷乱表现之一,乃是国是不存也。所谓国是,“即全国之人,皆以为是者之谓”,这就是今 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核心价值。作为核心价值的“国是”,“乃经无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 此实先民精神上之产物,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清议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