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论文】谈“信古、疑古、释古”.docVIP

谈“信古、疑古、释古” ====================================================================== ??前年我应邀在一次小型学术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后经友人整理，发表在《中国文化》第七期上，标题为《走出疑古时代》。最近辽宁大学出版社印行我的小书，书名便移用了这个题目。对于有关问题，我本已没有新的话可说，只是发言中引到冯友兰先生的一个提法，未能详细说明，有些遗憾。正好《原道》创刊，要我就这个问题写些东西，于是想略谈几点，作为那次发言的补充。 　　我所引冯兰先生的话，见于三十年代后期他为《古史辨》第六册撰的序，近年已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冯先生说： 　　“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谓熟轻熟重。” 　　冯先生的这段话，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1期作为补白的“语林”摘录了1，已经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好多年来，学者们谈起冯先生的“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总是当作三个阶段来理解的，甚至认为三者的关系是辩证法的正、反、合。重看上面引的有的原话，冯先生只讲了三种趋势，没有说三个阶段。他提到的“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为历史研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不过，细心均为历史研究所必须，但融会贯通究竟应居审查史料之后。因此，冯先生所说的三种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三个阶段的意味。不少人将之理解作三阶段说，不能认为出于无因。 　　“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涉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一名之生，是由于疑古思潮的兴起，在疑古出现以前并无其说；而“释古”一名的提出，又是为了与疑古有所区别。所以，“信古、疑古、释古”一说的出现，关键仍在疑古思潮的盛行。疑古思潮最盛的时期，正是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先生““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是针对当时业已充分展开的这一思潮及其影响提出来的。 　　疑古有着相当久远的根源，疑古思潮中的不少著作，已经把这一点反复说明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有好几次流行疑古的风气，各有代表的学者和作品，就其成果的承袭来说，确有一贯的脉络。但是，各个时期的疑古之风，其历史、文化的背景互不相同，绝不可一概而论。 　　疑古之风的首次流行，是在宋代。北宋庆历以后，学风丕变，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所云：“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士梗。”宋儒之学的一般特点，是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2，从而能摆脱注疏的约束，直接考察作为经典的古书，自行裁断。集宋学大成的朱子，便是富于这种精神的，其流风遗韵直至明代。 　　疑古之风的第二次流行，是在清初。清儒力反宋学，而于辨伪书方面则继续了宋人的统绪。他们所辨古书，每每同反对宋学有关。例如阎若璩等指摘古文《尚书》，宋儒津津乐道的《大禹谟》十六字心传便失了依据；胡渭等批评图洛书，也是针对周敦颐以至朱子的学说。清人崇尚门户，先以汉学反对宋学，接着以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刘逢禄作《左氏春秋疏证》等例子，是大家熟知的。 　　到了晚清，今文经学与变法维新的进步思想结合起来，这一趋向，在龚自珍学说中已见其端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3 这一学派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邵懿辰著《礼经通论》，等等，都主张辨伪，梁氏书中已有详述。至于其最典型的人物著作，自推康有为及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梁书指出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爱廖平影响，“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4 我们却不能说廖氏也有像康有为那样的变法维新立场。由此可见，不可以把当时的今文学派同变法维新完全等同起来。 　　康有为的著作对二十年代以来的疑古思潮有颇大影响，可是两者的思想性质实有根本的不同。康区和其他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