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单一视角到历史的多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反思论文.docVIP

从历史的单一视角　到历史的多义解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反思 何锡章 李俊国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历史进行反思,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五十年的方法论失误在于:我们总是力图建构某种一元本体论的学科理念与叙述架构,从而以绝对理念裁决历史。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从“绝对理念”的逻辑建构与历史裁判法转向历史解释学,建立一种以现代文化价值为基点、以“现代中国文学”为坐标、以中西文化(文学)为经纬、以文学审美为路径的开放式的文学历史阐释空间。 如果以1953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为起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①迄今已整整五十年。在学科建立的五十年尤其后二十年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急剧变革与国际学术视域的拓展,学术界的思维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面临并经历着同样的变化。何谓“中国”?“现代”?“文学”?体现的正是带有某种迷惘却又是执著的文学与历史的思考与追问。 一 较之封闭于世界文化之外的、单质文化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的时空区间、生存土壤与历史语境,是一个多重文化混杂、多种语义互汇的“历史场”②;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的自主独立与文化发展的世纪性转型、政治革命与武装斗争等等的多重叠加,是这一“历史场”的真实呈现。而且,这种多重叠加式的现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又是在与殖民者武力、文化入侵的对峙状态中,在“己者”与“他者”既排斥抗拒又吸收融入的复杂关系中,艰难而匆忙地从事着意义实践。其结果,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呈现的是霍米·巴巴所描述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的“混杂”状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及其研究的得失,必须明确这种历史场景,并作为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前提。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期。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面对“混杂”状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不是采取历史解释学方法,而是直接援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将中国现代文学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1951年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共同编就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1953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其后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和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奠定或预设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理念与性质:“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本位观念、革命价值体系,构筑起奠基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与叙述架构。显然,这种政治革命一体化的学科理念与叙述架构,是对“混杂”的“历史场”的简单“提纯”,或者说,是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历史的特定“裁剪”,结果是以损耗、遮蔽现代文学的历史丰富性与多义性为代价,体现出所谓文学历史运动的“新质”与“规律”。对于这种生硬剪裁和简单提纯的弊端,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并非没有意识。时隔三十年,王瑶自我反省道:“这些以教材形式出现的著作虽然都努力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但同时也反映了民主革命胜利初期的时代气氛与社会心理,如对于解放区作品的尽情歌颂,对于国统区某些政治态度暧昧的作品的谴责,即其一例。”③而刘绶松自知政治革命一体化架构的狭窄,干脆在文学史稿末尾专设一章“旧民主主义文学”,将“进步”、“革命”文学以外的众多作家作品归于一处,并给以“消极”、“落后”一类的价值判定。 囿于对权威意志的臣服,对某一现成的文化理论或政治学说的简单套用,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奠基期人为冷淡或放弃了对于学科规律与特征的深入研讨。这不仅助长了日后盛行的按作家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排座次、贴标签式的庸俗社会学、庸俗政治学倾向,使“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狭窄,‘现代文学史’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学史’”④,而且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丧失了文学史学科应有的历史哲学意识与文学审美意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了政治革命史。 二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重大突破的时期。有意味的是,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的一批弟子,率先从50年代形成的政治革命一体化学科架构中突围,实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转型。 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将鲁迅研究从以往的政治革命意识拓展到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空间,从而获得了较之以往丰富得多的意义阐释。同一时期,杨义的中国小说史流派研究,赵园的现代文学史知识者形象与命运研究,刘纳的辛亥—“五四”文学比较研究,都显示出对既定文学史架构的反叛与超越。 其中,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系列论文,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四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引发或体现着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转型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特征在于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张扬与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作者以“古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