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国学文化论文-《周易》在东晋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docVIP

《周易》在东晋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摘要：东晋时期，学校讲授、私人传授和清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周易》卜筮也对《周易》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周易》对文学的主要表现在语词、意象、形式、观念、文论和小说等方面。 关键词：东晋； 周易； 文学； 艺术 　 spreading of Zhouyi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Abstract: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17—420）, Zhouyi was directly spread mainly by ways of teaching at school, passing down privately, and philosophical disputing (among the literati）. In addition, divination by Zhouyi also put forward the spreading. Influences of Zhouyi on literature and art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words, images, styles, conception, criticism and novels, etc. Key words: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Zhouyi; literature; art ??XML:NAMESPACE PREFIX = O /魏晋南北朝是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期，各种学术思潮异常活跃，在新的环境中异彩纷呈。《周易》在获得两汉经学的青睐后，又开始经历魏晋玄学的洗礼。玄学化的《周易》学派蔚然兴起，脱颖而出；同时，由于动荡的现实需要，依托《周易》的卜筮也广为传播，向社会作立体化、多方位的渗透。东晋是一个玄学兴盛、文艺繁荣的时代，全面考察《周易》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对于丰富易学史、加深对东晋文艺的理解都是不无裨益的。 通过官办学校讲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王弼易学在东晋受到推崇并广为传播。《北史·儒林传序》云：“江左，《周易》则王辅嗣。” ［１］(卷八一)?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2］东晋初建，元帝修复学校“公卿子弟，并入国学”［３］ (殷茂《上言宜令清官子侄入学》)；“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郑《易》皆省不置。” ［4］（《荀崧传》）荀崧为此曾上疏力争将郑玄易学置博士一人。元帝令臣下博议，臣下皆以为可，元帝准奏。但“会王敦之难，不行”，不了了之。查《晋书》不见有再置郑玄《易》为博士的记载。因此，很可能直到梁、陈时代才有“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5］（《经籍志一》）。王弼《易》注既然列于国学，当然也就成了学生的科目。据《晋书·孔坦传》，东晋建立三年后，针对各地举荐上来的秀才、孝廉，晋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后听取孔坦建议，仅定孝廉四年后试《经》，秀才则仍依旧制。 除了国学，地方学校也是《周易》传播的重要场所。《通典》卷五三云，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时，开办官学，“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６］可见，地方官学随着局势的稳定，也逐渐得到恢复或新建，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典成了主要科目。在地方上办学影响最大的当数豫章太守范宁，他“在郡大设庠序”，“远近至者千余人”，“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4］（《范宁传》）这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五经》的学生。如《宋书·周续之传》云：周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侯》”。［7］《晋书·许孜传》称许孜“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当然范宁允许讲授的极可能不是王弼《易》学，因为他宗尚传统儒学，痛恨浮虚玄风，并认为这种学风“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4］，作专文驳斥王、何“游辞虚说” ［４］（《范宁传》）。 私人传授也是东晋《周易》直接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私人办学卓有成效和声名的是范宣，《晋书·范宣传》称“江州人士并好经学”的原因就是由于范宣的讲习之功。他“博综众书”，所著《易论难》流传当时。据《晋书·郭璞传》，郭璞受业于“客居河东”的郭公，郭璞也曾私人授学，因此本传称郭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云云。被列入《晋书·艺术传》的东晋术士，多有学于私门或私人授徒者： 《周易》传播所及，不止限于儒生，佛教徒也莫能例外。如竺法太的弟子“昙一、昙二，并博练经义，又善《老》、《易》，风流趣好，与慧远齐名” ［8］（《晋宗师瓦官寺竺法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