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神秘主义诗学.doc

格非的神秘主义诗学 “神秘”作为可以感受不可言说的主观体验为人类所共有，这种体验在理性主义兴起以前，与宗教、巫术等搅合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它使人们明了自身的限度，承认宇宙的广阔无界与难以认知。然而，随着近代理性主义的兴起，神秘的世界开始了“祛魅”的旅程，万物开始在理性、科学等知识的解剖下呈现出机械冰冷的外形，世界变成了一堆等待认知的因果关系。以笛卡尔、培根哲学和牛顿经典力学为范式的理性主义成为新的信仰旗帜，为启蒙者所挥舞，人类社会开始了漫长的现代性进程。到尼采宣布“上帝死亡”的时刻。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神秘”可言。然而，新的理性的乌托邦却并没有因此如期而至。在理性的大纛下，人们发现，非理性的行为在不断增加。两次世界大战更是给整个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人们开始陷入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危机。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写的那样：启蒙主义，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这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理性与科学。 　　在与王安忆的一次对话中，张新颖这样说道：“科学有点自大，科学认为，没有它不可以解释的事情。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可以解释的，你一定要为不可以解释的事情留下一个空间。”在我看来，这即是对神秘主义的一种浅俗直白的表达。人们的认知仿佛走了一个曲线，如今重新回到神秘主义之上。然而，经过“祛魅”的神秘主义毕竟不同以往，它不再具有宗教、巫术等精神外形，而是演化为一种诗性世界观。关于这一点，毛峰在《神秘主义诗学》一书中有精彩的论述。他认为：“神秘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把握世界把握生命的诗性世界观。它如其本然地看待无限的宇宙，深知有限的人类对无限的宇宙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宇宙作为无限存在，其本源、意义过程和归宿是神秘莫测的。”“在处理无限的、神圣的事务时，理性仅仅是条件而不是准则，在这些领域，诗意的、直观的、神秘的把握方式才是构筑人文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基本精神。” 　　可见，神秘主义与文学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它体现为一种“诗性智慧”，它向万物投去亲和的目光，同时又充满不可言说的敬畏。而文学作为诗性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本身便具有神秘主义的一维，柏拉图说作家是神的抄写员，弗莱也视文学为“移位的神话”。然而回望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不难看到，文学书写的神秘面相一直隐没在文学史的边缘，激进式展开的现代历史使中国文学主流获得了一种明朗刚健的叙事风格，现实主义成为感时忧国的中国作家们的首要选择。按照杰姆逊的说法，现实主义就是“解神秘化”的。或“非神秘化”的，它“摧毁一切神圣的残余，把世界从错误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个可以被科学说明、衡量，挣脱了一切旧式的、神秘的、神圣的价值客体”。这就提示我们，在现实主义雄踞主流的同时，神秘主义势必会作为被排异的“他者”遭到驱逐和批判，发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即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证明。到了上世纪50至70年代，我们看到，神秘主义更成为文学叙述的禁地，因为它与一个以唯物论为官方哲学的时代势必发生龃龉。革命的起源与意识形态的合法，这一切都需要斩钉截铁的回答，任何神秘或者遮遮掩掩的叙述都将会被视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冒犯而遭到驱逐。然而时光流转。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展开了自己新的一页。人们终于可以不再根据意识形态的推论进行文学表达，那些被压抑的历史情愫也终于可以得到释放和抒发，人们仿佛在突然之间重又瞥见了这个世界的神秘，文学轻盈起来，增加了一张神秘的面孔，与此同时，现实主义“独当一面”的历史也渐趋走向终结。 　　作家们首先针对“真实”这个概念发难。余华说：“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像的茅屋里度日如年。在有人以要求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跟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可以看出，“真实”在这里已不再是客观现实的对应物，它可以是任何想像或者存在，这种对“真实”的理解为神秘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文学再次成为“虚构的热情”的产物，成为作家自由驰骋想像的精神飞地。于是。长久以来处于被压抑状态的神秘主义，终于重返文学叙述，变成了一种解放性的力量，使昔日被意识形态板结的文学重新变得摇曳多姿。 　　格非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氛围中脱颖而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没有什么比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概念更让我感到厌烦了。种种显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