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近代教育领域的反腐倡廉doc.docVIP

[文件] 16300.doc [科目] [标题] 蔡元培与近代教育领域的反腐倡廉 [作者] 程斯辉 [内容] 蔡元培的一生经历了清末地主阶级、袁世凯及北洋军阀、蒋介石买办集团等不同政权统治时期，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腐败的年代。面对内忧外患，蔡元培痛心疾首，期望通过兴学育才、发展教育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社会面貌，振兴中国。但社会腐败的蔓延严重腐蚀着教育，阻碍着教育的发展，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蔡元培对腐败与社会不正之风危害教育的事实进行了深刻揭露。 一 （一） 社会腐败摧残了教育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 近代兴学本就经济基础浅薄，政治、实业界的腐败更使其支离破碎。有限的教育经费预算、拨款不能兑现，相反被挪作他用，以至许多学校“苟延残喘”，建筑无费、购书无费、置备仪器及校务行政无费。以蔡元培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为例：“因经费不足，每年只招三百人，而与考者每多至千余人，势不能全数收纳”[1]，满足不了人们求学读书之愿。1922年4月，北洋政府拖欠教师薪水数月，蔡元培与北京其它国立学校的校长向政府数次交涉不果，在争取不到薪水的情况下，蔡元培只能发起组织北大教职员成立互助维持会来维持教职员的最低生活。 是什么原因导致教育的经济基础崩溃呢？在蔡元培看来：一是“中国歹人耗费国家金钱，好事反无力举办”[2]。二是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如“各城镇村落，每年皆有灯节演剧及岁时迎神赛会之举，举国若狂，糜‘费甚巨’，且往往因此生事。”对这种陋习糜费，蔡元培认为不如定一限制，使其缴费若干，以供学费。三是政治腐败所致。蔡元培指出：北京自袁世凯政府时代，收买议员，运动帝制，“攫全国之公款，用之如泥沙，无所顾惜，一方面驱于侥ｘìｎｇ＠①之心，一方面且用于钻营之术”[3]，其结果是“祸变纷争，浸至亡国。”四是实业界奢侈之习的影响。近代工商等实业的发展本可以给教育以一定的经济资助，但实业界之相当部分是骄奢淫逸，贪图享受，挥金如土。“外国有钱的人，常常捐了学额的基金，把利息帮助没钱的学生”[4]，在我们国内，虽有人捐款助学，但热心的实业界人士却不多。 （二） 社会腐败侵蚀了教育发展的“精神支柱”，败坏了教风、学风。 在蔡元培所处的时代里，由于社会腐败与不正之风的蔓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也受到影响，甚至习染。这主要表现在：(1)与腐败和不正之风同流。如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北大的腐败状况就非常严重，师生员工投机钻营“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学生“营营于文官考试，律师资格”，在学校以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甚至去嫖、去赌。(2)教风、学风不正，师生关系不良。就教员而言，往往只是在讲堂上照讲义演述一遍，便算尽责。学生呢？则“领了讲义，就算得了学问，不要笔述，也不要备参考书，不要做实验的功夫。”[5]师生关系的败坏，在考试时表现最为突出，“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6]，如此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则借此活动于社会，“全不打算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和人类、社会有何关系。”[7] （三） 社会腐败严重污染了教育行政机关，使教育行政管理充满腐败官僚习气。 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教育部，蔡元培有这样的评价：“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于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薰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8]蔡元培还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切身经历和体会对教育部的官僚风习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之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9]可见当时的教育部不仅不能对全国的教育与学术进行有效的指导、管理，相反还束缚着教育改革者的手脚，阻碍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 （四） 社会腐败严重弱化了教育的育人功能，损害着人才的培养。 蔡元培指出：“侈糜之俗尚，恶薄之行为，鄙背之书报，触目皆是，教育之力不足以敌之。故大城市中青年之堕落者与年俱增。”[10]社会腐败现象与不正之风对教育的这种负作用，使蔡元培苦痛，还曾动摇过他对教育的信念，使他怀疑教育的作用。他讲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见到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堕落，“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