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考试柏格森生命美学与梁启超文学思想的转变.doc

柏格森生命美学与梁启超文学思想的转变 1918年底至1920年初，梁启超出访欧洲。游欧期间，梁启超遍访欧洲文化名人，直接了解到西方学术发展状况，接触到了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和各种文学观点。他“所见人最得意者”是“新派哲学巨子” 柏格森。拜访柏氏之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于“其所著书，撷择要点以备请益”，“既见，为长时间之问难，乃大得柏氏之褒叹，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邃” [1](P881—883)。归国后，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文学思想也发生了转变。 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个相当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梁氏素以“善变”著称，其文学思想大体可以1920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作为社会改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宣传家，梁启超前期的文学思想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文为代表，主张文学为“群治”、“新民”，即为政治服务、为思想启蒙服务。这种从政治目的出发，以文学为政治斗争的手段的文学主张，使梁氏早期的文学观带上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学者认为梁启超早期的文学观是中国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观念的流绪。1920年梁启超旅欧归来并退出政坛，其后两三年内，他接连撰写了《〈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1920年）、《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年）、《情圣杜甫》（1922年）、《屈原研究》（1923年）等论著，对探究文学家的情感世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确定了他后期文学审美观注重情感研究，在更深层次上以人为本、探究人生问题的思想走向，并逐步建立了以“情感论”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框架，从而由一个外在的功能论者一变而为一个内在的审美情感论者。梁启超前后文学思想从“致用”到“审美”的转变具体地显示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从传统的“经学”附庸到独立的“文学”观念的演进轨迹。 梁启超后期文学思想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1920年后因政坛失意而转向学术，因而可以潜心于学问并注意到文学本身审美价值。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乃是柏格森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 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各国的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他的理论也被称为直觉主义。西方近代启蒙思想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对理性的极度高扬，一方面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生，另一方面也孕育了科学主义和物质至上的功利主义道德体系和价值标准。柏格森生命哲学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和科技文明之流弊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否定只有人类理性所面对的物质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将世界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一方面是生命，一方面是物质。柏格森认为，世界的真正基础和唯一实在是生命而不是物质。生命持续不断地生成运动，是一种永不停止的转化，即所谓“生命冲动(Vital impetus)”，这种生命冲动是推动世界的根本力量。他强调生命冲动的创造进化和生命意志的绝对自由，生命冲动在柏格森的哲学体系中具有本体意义。与其二分的世界模式相对应，柏格森哲学将人们的认识区分为理智和直觉两种类型。科学的理智的认识不能施于生命之上，它只能获得作为假象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对生命的认识和把握，只能依靠本质上与生命同一的非理性的直觉(intuition)。柏格森放弃以科学和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所有旧哲学，建立一种直觉的哲学，以纠正以往理性对生命的偏离和对自由的误解。 柏格森不时涉及文学、艺术、美学等，借以解释他的生命哲学，他对文艺的看法，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并获得了192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柏格森美学把审美感知看成是生命冲动，认为美是通过感性的形象显现出内在的生命本体。然而，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尤其是人与自身的生命绵延之间隔着一层厚重的外壳，使观照主体不能深入到生命之流中去，观照到客体对象的生命本体之美。如何才能打破这层厚重的外壳，直接认识和把握到内在生命本体之美呢？柏格森认为唯有直觉，而不是分析的、机械的理性活动。他认为理性只适用于把握无生命的、机械的东西，在理性和科学的作用下，活生生的世界变成了机械的、抽象的、无生气的杂物堆积，生活的意义也付诸阙如。 柏格森认为艺术是一种直觉，它穿透覆盖在生命本体表层的厚重的物质外壳，直接与生命本体合而为一。他把艺术活动与生命活动联系起来，强调艺术家对客体对象内在本质的直觉体验，突出艺术创造的主体性特征。他认为艺术家只描绘自己的内心世界，只表现自我。在他看来，艺术的目的是以情感人的，或者“与其说是为了表现情感，不如说是为了使我们接受情感、产生印象；艺术将感情暗示给我们” [2](p92)。 柏格森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得到共鸣并产生了较大影响。梁启超最早接触和介绍了柏格森哲学，其友张东荪译介了柏氏的《创化论》（1919年出版）、《物质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