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里斯《法律选择：规则还是方法》兼及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docx

重读里斯《法律选择：规则还是方法》——兼及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宋连斌* 陈静**美国冲突法革命带来了有关规则和方法的激烈争论，里斯教授针对这些争论在《法律选择：规则还是方法》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规则的构建仍然是冲突法领域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传统的冲突规则必须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合同和侵权领域。这篇文章的观点同时也澄清了现今我国学界对美国冲突法革命的一些误解，关于规则构建的内容对我国冲突法立法具有借鉴意义。一、背景介绍美国早期的冲突法与欧洲十分相似。斯托里（Joseph Story）大量借鉴欧陆学理，而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又深受斯托里惠泽。直到20世纪以前，欧美冲突法的基本方法与规则仍然具有高度的可比性。美国和欧洲的法官和学者均将冲突法视为一套多边规则，这些规则不直接适用于案件的裁判，而只是将一定的法律关系分配到各个州，这被称为“法域选择”或者“管辖权选择”。与欧洲一样，确定性、可预见性与判决结果一致，被视为美国冲突法的基本价值。1934年美国《第一次冲突法重述》也是奉行多边主义方法，只是这次报告人比尔（Joseph Beale）教授并没有将冲突法这个“大厦”建立在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基础之上，而是选择了另一块基石，即戴赛（Albert Venn Dicey）的“既得权学说”。韦希特尔(W?chter)和萨维尼早已指出，既得权理论存在逻辑循环的缺陷，但是比尔并不为此所困。虽然重述也并非乏善可陈，美国法院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对此颇为遵从，但是重述中仍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比尔显然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倡导适用一套固定不变的法律选择规则，这些规则僵硬不变，给美国的实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欧洲国家尚开始采用比较灵活的方法来处理合同的法律选择，但他依然坚持认为合同缔结地是亘古不变的教条，而且并未将意思自治原则纳入其中。如此的僵硬做法遇上美国当时现实主义的思潮，就更无容身之处。在当时的美国，教条主义和概念主义在那时已风光不再，法律现实主义开始在美国法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并对冲突法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时开始，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背离比尔的理论体系，最高法院也开始改弦易辙，美国冲突法革命自此轰轰烈烈的开始。虽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第一次冲突法重述》应予以废弃，但对于什么能取而代之，却莫衷一是。于是，数种思想流派应运而生。其中就有以柯里（Brainerd Currie）为代表的激进的政府利益分析派、以里斯（W. Reese）为代表的改良派。以柯里为代表的激进派反对对冲突规范的形式进行编纂，主张重述只应成为各种直接选择实体方法的体现，他们对冲突规范有着强烈的反感。而以里斯为代表的改良的最密切联系学派则主张继续保留冲突规范，但认为要对冲突规范的理论基础及其内容作一些根本性的变革。柯里教授的利益学说对于美国冲突法学界可谓影响深远，彪炳千秋，但其完全抛弃冲突规范的做法或许走的过于激进，难以被大多人所接受。相对来说，曾亲历司法实践的里斯教授却深谙美国法院当时需要的是什么，怎样去结束这场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随着冲突法理论变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以里斯为代表的改良思想占了上风。1952年，美国法学会将起草《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任务交给里斯教授。重述几经修改，直到1971年才被正式批准。里斯的观点在重述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也遭到许多学界人士的回应和批评。有的学者认为里斯教授在重述中大部分地方仍采取法律选择规则的做法，是对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的复辟，对传统僵硬的冲突规范的维护。他们认为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法律选择的方法而非规则。对此，里斯教授于1972年在《康奈尔法律评论》上发表了《法律选择：要规则还是要方法？》一文，结合司法实践和《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事实上，这篇文章也可看作是《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立法”说明。二、文章简介在文章一开头，里斯教授就明确指出：现今法律选择领域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规则还是要方法。接着，他就规则和方法分别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规则存在于大多数法律领域，是一种使法院可以直接得出结论的公式。法院只需要弄清规则的含义和范围，决定如何适用这个规则，那么法院就可以直接得出一个结论。在过去的时间里，规则的发展一直是普通法法官追求的首要目标之一，这是因为规则的优点：（1）确定性和可预见性；（2）简化了司法工作。法官所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规则，对其进行解释，然后就可以作出判决。方法是指仅仅列出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所应考虑的因素的一种体系。这种方法的一个例证之一就是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第6条，该条列出了法律选择相关的因素，但是该条既没有明确如何根据这些因素来选择法律，也没有表明对这些因素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予以考虑。尽管方法的主张者是当时美国冲突法学界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而且方法对司法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