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政治”新型国际政治与中国战略抉择.docVIP

“碳政治”新型国际政治与中国战略抉择 　　全球变暖是一场骗局,气候谈判则是一场打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增长势头的阳谋,确实有不少人是这么看待哥本哈根会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便不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气候变化会议,会议的实质仍然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交锋洗牌,而绝非一次纯粹的、以挽救人类未来为目的的会议。 　　 　　“不成功”的哥本哈根会议 　　2009年12月19日闭幕的哥本哈根会议并没有达成最后的决议,最终摆在台面上的,并不是大家一致认可的文本,而是美国和所谓的“基础四国”(即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大国在最后一分钟所商定的“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把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内,设立发达国家强制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展开自主减缓行动。协议内容还包括,发达国家于2010年至2012年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亿美元资金援助,至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援助。 　　大会最终的决定是“接受”这份协议,希望能在明年下一次大会举行时,通过这份协议。于此,哥本哈根会议不但成不了两年前定下的《巴厘路线图》所设定的谈判终点站,反而是成了另一个谈判的起点,各国是否能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失效之前完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替代协议,又成了一个颇大的问号。新气候协议的终点站在何方,目前看来谁也说不准。 　　 　　气候政治的博弈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所以草草收场,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这是大国为了本身的利益钩心斗角,互不相让的结果。 　　在气候政治的博弈过程中,被提到最多的一条准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于是在全世界范围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宪法”。在公约中,确定了上述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虽然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开始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也应该由发达国家先来动手解决。 　　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对气候问题应负历史责任。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数据库资料显示,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全球化石燃料燃烧的累计二氧化碳??放中,95%以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从1950年到2000年间,发达国家仍占77%,发展中国家只占23%。 　　基于这样的事实,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自己减缓气候变化。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出钱给最贫穷的国家或许还好商量,但出钱给发展中大国来发展清洁能源就比较困难了,毕竟两者存在着巨额的贸易往来。一旦发展中大国建立起高效、节能的生产机制,那么它所生产的廉价商品将进一步摧垮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 　　美国是累积碳排放量的老大,它不但退出《京都议定书》,还拉拢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拖延和阻挠气候谈判进程。后来澳大利亚受到严重的干旱威胁,不得不重新回到“议定书”。在为哥本哈根准备的两次前期谈判上,美国的重点依旧是努力将中国、印度作为其减排乏力的借口。而欧盟已经取得全球“碳政治”的领导权,不但身体力行,单方面宣布到2020年减排20%,还号召全球确立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1990年减少50%的目标,这自然也受到发展中大国的反对。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分歧中,逐渐形成了几大阵营。欧盟是最为团结的一家,巴西与欧盟走得很近;77国集团和中国结为一家。虽然中国并非77国集团的成员,但是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立场很相近。(77国集团最初有77个成员,其成员后来增加到130多个,但名称不变。)另外,美国、日本各为一家。 　　在减排态度上,小岛国联盟要求减得越多越好,如果不减,海平面升高,它们的国家都没了。图瓦卢已经计划整体搬迁到新西兰。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则相对消极、拖延,主要是怕大家都在减排,没人买它们的石油。这两个集团经常针锋相对。 　　中国是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需要在减排目标上做出具体量化。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桌上,据说中国有一个绰号叫:Mr.No。意思是在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做出量化减排时,得到的回答总是:No。但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协定之外宣布了带有自愿承诺性质的发展目标。在此之前,中国还推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 　　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2/3的经济总量都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如果气候持续恶化,中国的损失要比小岛国的损失大得多。 　　 　　气候问题上的中美较量 　　哥本哈根会议体现着大国之间的博弈和角力,中美两国谈判代表的高姿态和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尤其令人侧目。在针对美国代表托德?斯特恩认为中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