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甘南藏族自治州社会改革原因探析.docVIP

20世纪50年代甘南藏族自治州社会改革原因探析 　　摘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任务的中心是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如此，甘南藏族自治州也不例外。可见，20世纪50年代甘南进行社会改革，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主、客观因素决定的。 　　关键词：甘南藏族自治州；社会改革；原因 　　中图分类号：D6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8-0033-04 　　 　　 　　一、民主改革前，甘南的发展状况是其进行社会改革改革的历史前提 　　 　　解放前，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发展出现落后和不平衡状态。其不平衡状态表现为：临潭、西固等地的社会形态已转向封建地主制；而夏河、碌曲、玛曲等藏族自治县，还不同程度地处于带有农奴制残余的封建社会。造成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因素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临潭县位于甘肃南部的洮河上游，曾是内地和甘、青、川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茶马互市”通衢。西固位于甘肃省南部，境内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甘肃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地区。便利的交通位置，适宜的自然环境，使临潭、西固的发展优先于其他地区。但是，在夏河、碌曲、玛曲等藏族自治县，土司、头人、活佛、僧纲联合统治，“政教合一”体制相当严密，这造成了这些地区仍然处于带有农奴制残余的封建社会。 　　解放前，甘南的发展还呈现着落后状态，具体表现为：政治上，甘南藏区大体上可分为土司统治区和寺院上层统制区。土司保存比较完好的应属卓尼土司。那么，土司的机构是怎样的？它又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统治呢？“土司衙门”是土司的最高统治机构，衙门中设大头目2人，秉承土司之命分别掌握政令和军令，其下又设军事总管3人，各有专司。土司衙门之下设“丈尕”和“旗”两种不同的基层组织。“丈尕”设大头目1人；每旗或二三旗设旗长1人、总管1人。大头人、旗长和总管均由土司委任，事实上，有的已形成世袭，以上人员均听从土司差遣。诸如征收钱粮土贡、分派徭役、集兵打仗等，同时也向所辖民户收取一定的实物充当自己的薪俸。[1]卓尼地区的喇嘛寺庙是是维护土??统治的重要支柱，与土司的关系例定为：“兄为土司，弟为僧纲，遇有独子，二者兼得”。 　　解放前，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政教合一”体制相当严密，夏河、碌曲、玛曲等县，解放前大部分地区为拉卜楞寺统治区。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之下设立管理本寺内务的“磋钦磋多”?总议会?，与之并行的有管理教区政治、教务、财务的“议仓”。“议仓”之下设“?仓”这是一个主管教区司法、刑律的专政机构，设有监狱和法庭，有鞭挞、关押、挖眼、割耳、削鼻、?手足、脸上烙火印等酷刑。“?仓”由“?尔哇”主持。磋钦慈哇?大法台?主持、商议全寺教务与财务。寺院可以直接向农牧民征收农牧业税、地皮税、商业税等各种税款。寺院还可以干涉群众的信仰、居住自由。这样，就形成了以拉卜楞寺院为主体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 　　解放前，甘南存在着封建土司制度和“政教合一”体制，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在这里实行其统治，例如，国民党政府在临潭、西固等地区推行保甲制度；在卓尼设泯洮路保安司令部和卓尼设治局；在夏河设拉卜楞寺保安司令部，借这些制度和机构对甘南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和剥削。再者，国民政府还在甘南实行白色恐怖，向广大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甘南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前，甘南人民深受土司、寺院和国民党政府三座“大山”的压迫。 　　土司、头人、寺院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解放前，甘南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森林、牲畜、草原?的占有非常集中。就土地而言，土司、头人、寺院占有大部分农耕地和农牧交错的草山、草滩。如卓尼县的上、下跌两部的土地完全属于当地土司的“兵马田”；夏河、碌曲、玛曲等八大拉德部落的土地则为拉卜楞寺的“香火地”；夏河美武乡的土地则为当地世袭千户土官的“皇粮田”。至于牧区草原的占有，其主要形式是“集体占有”，所谓“集体占有”是形式上的部落集体占有，它保留部落所有制的外壳，但实际支配权则掌握在寺院和部落头人的手中，部落一般成员只有使用权。牧户要使用草场，必须向头人请求，经同意后方能在一定区域内放牧。超越界限，往往受到处罚。同时，凡使用草场的牧户，都要向头人承担一定的义务。在牧区，牲畜不仅是重要的生活资料，也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所以，牲畜占有制是牧区生产资料占有制的核心。民主改革前，牧区占统治地位的牧主、部落头人，尽管人数不多，却占有大量的牲畜，而广大贫苦牧民所占有的牲畜，不仅数量少、比例小，而且表现为不完全占有。 　　土司、头人和寺院在占有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利用种种封建特权对其属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其剥削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实物地租、劳役地租、并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