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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村民选举实验现实与未来 　　[编者按]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勾勒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正如文件所揭示的那样，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还应该包括制度供应――村庄和乡镇的组织建设。在村庄选举这个问题上，目前的确存在以“故事”代替“整体”的倾向。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及据此进行的统计分析，是对这个倾向的一个纠正。 　　 　　17年，四种意见 　　 　　自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以来，村民选举在农村已经开展了17年，但是，围绕着村民选举的争论至今未消，而且负面的评价越来越多。这些负面评价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类意见认为，村民选举导致家族势力和利益群体在村庄的复活――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 　　以笔者对一些村庄的调查研究来看，家族势力和利益群体的确介入到村庄选举中，但是，这种介入是否会影响选举的公正性呢？ 　　据我们的调查，即便在家族流脉甚广的中国南方地区，家族实际影响力其实也在下降。这主要是缘于家族内部的分化――一些人家富裕起来，另一些人则仍然较贫困，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是不一样的。 　　在选举中，家族只是一种政治动员的载体，家族的参与在多大程度上会扭曲选举结果，在理论上无法预测。 　　第二类意见认为，村庄选举非但没有选出好人，而且还把原先的秩序打破了，村庄政务变得一团糟。 　　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的确存在。有些村子出现贿选现象，有些村子长期选不出村长，或者选出的村长没有到期就被迫下台，等等。 　　这些例子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因此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村庄选举总是乱糟糟的。但是，媒体的报道往往是特例，而不是常态，新闻记者们要寻找“有故事”的事件进行报道，因此那些一切正常的村庄选举就很容易被忽略掉。 　　第三类意见则认为，村庄选举这种外来的制度安排，对于中国村庄来说，成本太高昂。村庄选举需要政治动员，选举之后还要建立监督制度以及维持村委会的正常运作等等。 　　凡此种种，皆需要资金、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而多数村庄实际上没有多少公共事务需要通过这些正式制度来??策，所以选举的成本太高了。 　　事实上，从成本――收益角度作以上分析，确有正确的成分，但是，万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村民选举的收益，是无法全部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 　　自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的一大问题是村庄的原子化和无组织化――特别在中西部集体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村庄社会基本解体，农户各自为政，连起码的公共事务（比如环境卫生）都无人关照。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传统文化上，希望以此来弥补组织的缺陷。但是当下的中国农村社会，经过公社时代，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整肃，家族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经济较发达或人口流动较多的村子，家族的权威大大下降。 　　同时，随着经济活动的圈子日益扩大，村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村庄的依赖程度已经大为下降，村庄权威对他们的威慑作用因此退化。50年代，作家刘绍棠可以用写作挣来的稿费买下北京的一座四合院，今天哪怕是最多产的畅销书作家也做不到这一点，原因不是作家绝对贬值了，而是大众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可供选择的范围扩大了。 　　村庄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只要读了私塾就是知识分子，现在一般年轻人都初中毕业，谁也没有文化优势可言。再者，过去的乡绅基本上同时掌握着文化和财富，可以通过财富优势增加他们的文化优势（比如在荒年行一些赈灾的善举），而现在的富人，却往往不具备道德的优势，相反，他们的财富来源常常被他人怀疑。 　　既然中国农村面临的组织缺陷不可能以传统来弥补，村庄选举就可能成为重建村庄组织和文化的契机。村庄选举的形式和内容对村民实际上都不是陌生的，他们在公社时代就曾经投过票，选过队长，评过工分。选举的初期结果可能不令人满意，但民主是一个学习过程，应该给村民时间，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和完善。 　　和上述三种意见相比，下面这种意见则体现为一种“担心”：村庄选举扩大了村庄的权力，因此可能影响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贯彻和落实。同时，在涉及村庄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以及国家政策的问题上，村委会未必有足够的谈判能力为村民利益抗争。 　　而且，对多数国家政策，村委会可能持理解态度。以笔者访问过的广东东莞的一个村子为例，1999年这个村子第一次选举，选出了一位企业家，为人正派，愿意为群众办事。他刚上任，就赶上广东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由一胎半变成一胎，工作相当难做。笔者访问该村时，正逢工作组下村督察，新村主任并没有抵制，而是积极配合。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在这种问题上，留给村庄的回旋余地很小。另一方面，在一些涉及面较小的问题上，村委会则有可能更偏向村庄利益，而怠慢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利益。 　　这主要可能体现在村庄和上级政府的财政关系上。村庄选举的一个后果是加强了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