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海熬波”岁月.docVIP

“煮海熬波”岁月 　　“煮海熬波”――盐业生产是南汇历史上辉煌灿烂的一幅画卷。它曾引发人口的迁移，造就“浦东第一大镇”，南汇今天古怪的地名、密布的河道无不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南汇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生产活动，并带动与盐业生产相关的航运、商业等事业的发展，对南汇的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让我们拭去历史的尘埃，循着变迁的足迹，一同追忆那曾经璀璨的熬波烟火。 　　 　　源远流长的南汇盐业 　　 　　盐业生产在南汇可以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千余年前就产生了。南汇因海而生，更因海而兴，南汇自产生陆地那天起，就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南汇先民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充分利用其濒临大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气候条件，在开发海洋资源上先行一步，形成了当时南汇地区富有海洋经济特色的主导产业――盐业。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盐业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先进的产业。大约在东汉末期(1800年前)，南汇的陆地自西向东慢慢地“从大海中生长出来”。五代后梁开平年间(10世纪初)，华亭盐监所建立了浦东盐场，南汇地区的盐业生产遂开始发展起来。南宋建炎年间(1127年～1130年)，下沙地区也建立了盐场，并设立盐监。下沙盐场南起奉贤，北迄宝山，绵延百里海岸，地域十分广袤，先后隶属海盐、华亭和上海县，为全国沿海34个大盐场之一。斯时南汇成陆之地皆为盐场管辖。 　　元代，盐场进行过一次重大改革，立团定界，归并生产盐品的灶座，或三灶合为一团，或二灶合一团。并灶之后，打破了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状况，以团为单位更便于连续使用大型剪盘生产。剪盘是一种大型的圆盘，可以提高熬盐的产出率，由于制盐工艺的改进，盐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效率明显提高，盐产量大幅度增加，质量也明显改进。当时，华亭县五场的额定盐年产量为3.12万吨，下沙盐场的年定额为6683吨，占总产量的21.4％，比宋代增产1061吨，增幅达18.9％。 　　明代，盐民继承和发扬了元代盐业的生产方式，并把聚团公剪法(共用剪盘以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推广到全国。同时，将下沙盐场和分场合并为三场九团。明正统年???(1436年～1449年)，下沙盐场盐产总额大致在8450吨左右，略高于元代定额，达到下沙盐场生产最高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倭寇沿海内犯，下沙盐场受到严重侵害，二场、三场灶户逃亡殆尽，仅剩头场剪盐。明代后期，“东南地涨”，河道淤塞，无人疏浚，盐产量大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额定盐年产量下降至2820吨。清代以后，盐场更趋衰落。至清雍正四年(1726年)南汇置县时，南汇所属盐场额定盐年产量仅有690吨了。至清道光十年(1830年)官办盐场所属盐场盐灶全部停煮。之后，私人制盐还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沿海个别地区的晒盐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逐步消失。 　　 　　灶户的由来谱就一部艰辛的迁移史 　　 　　大约1700年前，上海地区的海岸线已推移至今北蔡、周浦、下沙和航头一线，形成下沙沙质海岸线。据此推断：当时南汇西部(沪南公路以西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成陆或大部分已经成陆。由于成陆地区地势低洼，经常受到海水侵袭，故无人定居。唐代初年，周浦地区始有少数盐民和渔民散居，以煮盐、捕鱼为业。五代时期，吴越王鼓励煮海制盐，南汇西部地区开始兴建盐场。当时，盐业生产条件十分艰苦，煮海制盐的各个环节和各道工序全赖人力完成，“灶丁摊晒盐场，朝往暮归。冱寒时，海飚速烈，头面皴裂。酷暑聚棚煎炼，火气熏烁，立赤日中反觉清凉，掘沙得水，掬饮辄尽”，可见盐民劳作之繁重，因此需要从外地大量迁入人口。盐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就近从西部临近地区招募而来；二是为躲避战乱而迁徙来的饥民；三是由官府发配到此的流民和罪犯。这些盐民各列灶籍，称之为灶户，身份世袭，在官府的严密监视下，从事强制性的体力劳动。元明时期，南汇地区的盐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从而引起人口的大量集聚。据《熬波图》记载，元至正年间，下沙盐场有灶丁1.57万。据明弘治年间修《上海县志》载：“明代下场盐场有灶丁约1.5万人，其中附近丁9000丁、远乡丁6000丁。”清康熙年间，盐场灶丁更多达3.12万。另外，还有盐监、盐场、团灶等盐场管理机构和生产单位的官派管理人员，他们与盐民相比虽是少数，但经过数代的发展，不少人家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如下沙盐场早期由瞿氏和唐氏共同管理，后来瞿氏后裔单独把持东南沿海的盐务大权，五世中多人为官，显赫一时，有田13万顷，号称“浙西家第一”，为宋、元时期的世家大族。由于盐业生产在南汇地区发展达1000多年，尤其是元明时期达到鼎盛，与盐业生产有关人员大量迁入，并定居下来，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成为南汇先民重要组成部分。 　　 　　沟漕?灶港?河港 　　 　　南汇是由长江挟带的泥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