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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域主义”核心特征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区域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经验上和理论上的新内容的新现象。经验上，主要表现为综合性、区域间性、开放性、主体化和趋同化等；理论上，主要表现为体系化、社会化、综合化和秩序化等。这些核心特征将之与冷战背景下“旧区域主义”区分开来。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 旧区域主义 理论化 核心特征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5-0058-64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欧洲再度引领的区域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区域主义研究回归到国际关系理论前沿。国际关系学界将之称为“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并开始对之进行深入的经验性和理论性研究。随着区域主义研究在我国的逐渐兴起，“新区域主义”也进入我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然而，国内学者对“新区域主义”的探讨主要是从经验上或理论上、从国际政治学或国际经济学等视角分开研究；少量综合研究也局限于理论或个案，明显缺乏系统的、多学科的、经验与理论结合的综合性分析。所以，这些研究尚未真正反映出“新区域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所拥有的实际内涵，以至有学者对是否存在“新区域主义”提出质疑。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经验和理论两个方面揭示“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以期厘清国内学术界对之尚存的片面、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持续发展。 　　 　　一、“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的经验判断 　　 　　目前，在国际关系学界，谈到“新区域主义”首先指的是区域主义实践的“新浪潮”，以区别于冷战背景下的“旧区域主义”。用诺曼#8226;帕尔默的话说：“新区域主义不单单是旧区域主义的复兴，它正在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的新因素。”[1] 然而，“新区域主义”的“新”还不仅限于此。它还明显地表现在理论层面的创新上。正如弗雷德里克#8226;索德尔伯姆所言：“‘新区域主义’的‘新’主要是经验上的和理论上的，”它“本质上是一种产生于新的框架并有新的内容的新现象。”[2] 　　从经验上看，“新区域主义”的核??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综合性。冷战背景下的“旧区域主义”通常表现为区域政府间组织，并以单一纬度的经济、政治或安全组织的形式出现。前者主要有西欧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来的欧洲共同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及发展中国家间各种优惠贸易安排等；后者主要有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北约、华约、欧洲安全会议等。尽管那些区域经济组织也带有一定的政治和安全目标，但其手段和性质是经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政府组织企图推动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但收效甚微，实质上只是一个政治或安全组织。例如，冷战时期的东盟，尽管它一开始被设想为一个追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的组织，实质上它是一个旨在预防战争和解决冲突的“外交共同体”。[3] 然而，“新区域主义”明显表现出综合性的特征。一方面，一些原来功能单一的区域政府组织开始朝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纬度多议题的方向发展，并日益成为解决区域综合性问题的一支最重要力量。例如，欧共体过度到欧盟，并开始推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共同的社会与文化政策；东盟开始启动自由贸易区和投资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另一方面，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开始积极加入“新区域主义”的实践之中。以东南亚为例，90年代以来，在东盟框架外，各种“自然经济区”（又称 “增长三角”）迅速发展起来了。它们代表着一种“市场驱动的”、自发的、跨国的“微区域主义”，已被认为是东南亚宏观的区域主义的重要表现和实现区域一体化的一种途径。东盟第4届首脑会议认定：“成员国之间或东盟成员国与非东盟国家之间的微区域经济合作安排，能够作为东盟总的经济合作的补充。”[4] 以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为主导的非政府组织所发起的区域层面的会议（包括双边和多边会议），已形成推动东盟官方地区主义的“第二轨道”对话与协商机制。这一机制“给东盟增添了另一种成分，即从建立在国家组织需求之上的现代社会实体转变为在成员之间具有感情或精神纽带的‘组织化’实体。”[5] 　　二是区域间性。与“旧区域主义”基本上局限于一个既定的地理区域内不同，“新区域主义”开始出现一种超越传统地理范围的、以多层次区域间关系为特征的、跨大陆或大洋的“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它主要有3种形式，即区域集团间的关系、跨区域的安排以及区域集团与单个国家之间的混合安排等。典型的例子有：关系相对松散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欧亚会议（ASEM）、欧洲-拉美首脑会议、东南亚-拉美论坛（EALAF）以及关系相对紧密的欧洲-地中海国家间“伙伴关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