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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上海口述史 　　有人质疑《海上传奇》是“世博出品”，贾樟柯淡定回应：“它比以往的片子都更是贾樟柯出品。” 　　2010年5月，他的新片《海上传奇》在戛纳“一种注目”单元首映，7月上旬终于在全国公映。这部展现上海沧桑变迁的影像作品，用的是一种更为朴素和直接的记录方式：18个与上海有过紧密关系的人在镜头下讲自己的故事。贾樟柯在一年的时间里访问了上海、台湾、香港的80多位曾在上海生活或工作过的人士。他们的讲述从上世纪30年代直到2010年，有革命、战争、暗杀、家庭、爱情、离散，也有日常细节。“它更像一个巨大的影像工程。最后留在电影里的只有18位。”曾国藩后人张心漪、上官云珠之子韦然、孙中山秘书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杜月笙之女杜美茹……在贾樟柯眼中，仅仅这些人的上海经验，就已经溢出了个人生存经历和城市历史的范围，展现的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庞杂信息。 　　“我们的背景是过去被改写、被遮蔽的历史，现在特别需要首先证明这种被遮蔽的真实的存在，这个存在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让当事人直接说出来，很有价值。”贾樟柯承认他的拍摄受到背后这样的潜意识驱动。 　　 　　山西人的上海情结 　　 　　“早就想好好拍拍这座城市了。”贾樟柯承认，拍摄《海上传奇》，除了世博的契机，还在于自己一直对上海有情结。“最初都是很个人化的经验。小时候父亲出差上海，带回装东西的包，上面有白线钩的外白渡桥，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最早的上海记忆。” 　　“从传奇人物的密度上来说，没有哪个城市能跟上海相比。这个城市就是演出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舞台，因为它交织了太多的历史信息。”贾樟柯强调，上海在那个时代精英荟萃，不去捕捉那些参与、影响，特别是见证过中国历史的人物，是不对的。“如果拍工人或普通居民，也可以完成一部纪录片，但与上海这座城市所具有的历史信息量不符。” 　　《海上传奇》的演员表只有一个人：赵涛。她没有一句台词，也未交代身份，只是几次出现，在不同场景游走。回忆拍摄经历时，她自己都不知道要演什么，“导演只是说：你就走吧”。贾樟柯说：“在我看来，她是从过去回来的人，一个游魂。这座城市密度太高。空间浓缩的历史这么多，有时会让人很恍惚。片中人物年龄最大的张心漪生于1916年，最小的韩寒生于1982年，不管是老是小，都有机会讲自己的故事。但城市中更多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讲自己的传奇了。赵涛代表一种可能性，一个更大的人群。” 　　《海上传奇》大致由三部分组成，除了18位“上海人”真实的口述实录。以及演员赵涛的游走，再就是公共空间和采访场景的诗意呈现。贾樟柯说：“公共空间很重要，这是呈现一座城市生态现状的符号。同时，每一个采访人物的空间呈现，也要既能代表他自身目前的生活状态，又能映射他的过去。” 　　比如陈丹青，影片一开始，便坐在一个建筑工地的沙发上面对镜头讲述。“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对上海的变迁、拆迁重建有很多发言，所以把他请到外滩园的改造工地，谈儿时的弄堂生活、消失的童年。这感觉就很对，他也很自在。”自小随家人出入高档场所的杨小佛，拍摄场景很自然地选在锦江饭店的酒吧，“这种旧的奢华的地方，是他熟悉的”。 　　在拍摄豫园和湖心亭这两个“熟得不能再熟”的上海地标时，贾樟柯用了类似叠影的方式，将其和1972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拍摄的湖心亭剪辑在一起呈现在大银幕。这又让贾樟柯联想到采访另一部片子和另一个人：《海上花》和侯孝贤。“侯导自身不是上海人，是广东梅县人。但他拍了一部目前为止表现上海华洋杂居的租界生活最准确的影像，就是《海上花》。而《海上花》呈现的状态，正好和豫园的建筑是一体的，有一种视觉和文化的逻辑。” 　　对于片名，贾樟柯始终决定用“传奇”。“以前总喜欢拍摄日常、拍摄普通，排斥传奇、离奇等字眼。但当你面对上海，不拍它的传奇就等于丢掉了它最风华绝代的部分。”电影起初叫《上海传奇》，在最后剪片时改成《海上传奇》。“以前的名字太局限了。片子似乎讲的只是上海，其实不是，它包括了中国近现代生存经验的一种描述。‘海上传奇’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信息量也更大。” 　　 　　电影的私人口述 　　 　　贾樟柯希望借《海上传奇》展示一个群像。“其实即便一两个人物，比如单杜月笙，或上官云珠，已经可以拍一部电影。但我特别想用群像的方法，每人讲出他们生命中重要的故事，能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多种可能性。”贾樟柯相信群像呈现的私人记忆更有魅力，“在历史里面，在战争、灾难之下有人经历了暗杀，有人经历了富裕、贫穷，有人经历了生死离别，有人经历了爱情，起起伏伏沉沉落落。不同个体的生命经验一起出现在一部电影中，本身就挺震撼。” 　　“我内心始终有一种欲望，想还原真实的1949年，真实的离散。”让贾樟柯感到意外收获的是，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离散。采访台湾导演王童(国民党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