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个人英雄主义挽歌.docVIP

《水浒传》个人英雄主义挽歌 　　摘要：《水浒传》不是英雄主义的颂歌。梁山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梁山必须向外发展才能生存，而防御政策使发展成为不可能；个人英雄主义尽管痛快淋漓，却与作者的价值取向不符。所以，小说中的梁山必然失败。 　　关键词：《水浒传》 英雄义气终南捷径 　　 　　《水浒传》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民间知识分子，在对水浒英雄的态度上，感情相当复杂：既叹息水浒英雄的可悲下场，又无法为其找到更好的出路，于是把功成身退、浪迹五湖，作为可供提倡的选择，这从小说最后对宋江等人所做的赞诗中可以看出。这两首自相矛盾的“唐律”，一首哀挽，一首歌颂，体现了作者内心态度的矛盾。 　　儒家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熏陶，可谓刻骨铭心。宋代以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秩序观念逐步强化，成为纲常伦理。元代统治者又一度废除科举考试，使知识分子明经及第的希望无法实现，基本上堵住了通过考试进入官场的进身之道。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报国无门的苦闷，促使作者对进入朝廷的途径进行多方位的探索性思考。《水浒传》通过小说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要表达的是：通过打打杀杀的英雄主义进入官场并落得个好下场是不可能的，个人英雄主义注定要失败。 　　水浒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俯仰皆是。“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好汉：留在庄上的，终日追陪，毫不厌倦；起身离开的，尽力资助，视金如土；平时则多行方便，排难解纷，为的是周全人性命：身为公门中人，为劫财的吴用等人通风报信。他的种种表现，实际上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忠孝仁义”并不是他的本性。 “义”字当头之下，还有朱仝“智稳插翅虎”，雷横“义释宋公明”，相互隐瞒，争相表现个人英雄义气。武松是怕店家笑话，才硬着头皮去打虎；为报答施恩的酒肉招待，替人“义夺快活林”、“醉打蒋门神”，除了显示自己“英雄”外，没有别的解释，其结果是让施恩“重霸孟州道”，被别人利用并引火烧身。李逵靠的是对宋江死心踏地的追随，博得了在山寨的位次靠前，但每次出门，都要因个人意气惹些事端，由别人收场。诸如此类的例子为数尚多，兹不列举，对他们动辄使用“义释”、“义夺”等字眼，作者的态度看似肯定。 　　作者观点的代言人宋江，算是知识分子，上了梁山之后，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褪色不少，不满足于对大秤分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落草”生活，他所无时或忘、心向往之的是朝廷。宋江的这种思想，在《水浒传》里很多。第58回，在梁山泊气势如虹、不可一世之时，他就在考虑招安事项： 　　宋江、吴用，下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义厅上当中坐定，两边众头领拔刀侍立。宋江独自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禀道：“宋江原是郓城小吏，为被官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 　　他不止一次地表露过对于梁山前途的担忧，急于返回朝廷为官的愿望十分明显。这样，一旦他掌握了梁山的领导权，带领一干人等走出梁山泊，也就毫不奇怪了。从宋江接受招安，实现了“忠”和“义”的结合上可见作者的态度是认可宋江的作法的，认为他是真正的大英雄。而那些个人英雄主义的典型人物，则充其量是个人英雄，最后没有一个落得了好下场。我们注意到，对英雄行为的描写越是细致入微，英雄的形象越高大，与他后来的结局对比起来，其悲剧意味更浓。 　　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是主“静”和内求的伦理体系，集中表现在调和、持中及追求静止和和谐上。梁山好汉的行为，与中国的这些传统观念背道而驰，所以，最终不会得到包括《水浒传》作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认可，梁山好汉的命运注定是悲剧式的，不论其是否接受招安。招安了，要遭受来自政府同僚内部的压迫；不招安，早晚要被剿灭――梁山不可能成为安身立命、颐养天年的地方。 　　我们若从作者的立场跳出来，冷静地分析一下梁山的形势，也可以得到梁山不是乐土的结论。 　　总体上考查人类的追求，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求存在、求发展和求幸福。 　　梁山好汉中的大多数，在被逼上梁山前，基本是游荡于市井与江湖之间的闲汉与游民。他们生活在社会边缘，受到上层社会的歧视。吹、拉、弹、唱无所不会的燕青，实质上是员外卢俊义的帮闲；朱贵、张青，与被鲁提辖拳打的“镇关西”一样，杀猪卖饭，只是因为份属英雄，才不被人骂为“腌?泼才”。这些人为了生存，各打各的小算盘进入梁山，为的是生存。 　　存在之后的问题是发展。梁山人口日多，但地域有限；梁山成员又不从事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只是在“杀富济贫”的名目下巧取豪夺，实施对社会产品的二次分配，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它要生存和发展，就只能向外扩张，或者占领梁山以外的地界，或者回归社会，融入正常人的生活。要么老虎吃掉驴子，要么老虎被驴子吃掉，除此二种，别无他法。实际上，梁山一直坚持防御政策，在官军的围剿中过日，哪里顾得上扩张地盘？还有一层，性别比例失衡，人口增殖就是大问题。社会产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