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日记》中“陈安仁”并非陈延年.docVIP

《鲁迅日记》中“陈安仁”并非陈延年 　　鲁迅曾两次在日记里提到陈安仁，一次为1927年3月25日，另一次为1927年3月31日。最近朱洪先生在《百年潮》2004年第8期发表《陈延年与鲁迅在广州的两次见面》一文，认为《鲁迅日记》里的“陈安仁”即陈延年。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撰此小文向朱先生请教。 　　朱先生确信鲁迅曾与陈延年见面，其依据在于1973年6月《陈延年》一书作者访问赖玉润的谈话。查赖玉润自1926年3月起至1927年夏止一直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要职，揆之常情，他对于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的重大行踪应是知情的，其关于陈延年与鲁迅会面的回忆似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在各类历史材料中，回忆资料属于最危险的资料，这已成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共识。通常情况下，一条回忆资料的可信度，往往依赖于回忆者回忆时与回忆事件发生时间距离的长短、回忆者记忆能力的强弱、回忆者手头原始资料的有无及多寡、回忆者所处政治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宽严、回忆者私德的优劣。如果利用可信度低的回忆资料，那么研究者的结论的客观性及科学性，必将受到不良影响。现实生活中，因纯粹利用回忆资料而造成史学研究中的失误的例子已数见不鲜，个中原因即在于此。那么，回忆资料就完全不可靠，没有利用价值吗?这倒未必。一般而言，可在下列情况之一中，斟酌利用回忆资料：1.回忆者作回忆时的时间与回忆事件发生时间间隔不长的(最好不要超过十年)；2.回忆同一事件具有相同的回忆内容至少有两人，而这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属于敌对的政治集团，回忆时一方不能看到另一方回忆材料的；3.回忆材料出现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而这些文献又为他书所无的；4.有书信、日记、文件等档案资料或当时报刊资料佐证的。查赖玉润的这条回忆资料，回忆时为1973年，而所回忆事件（假设存在）的时间为1927年，间隔已达46年之久，而具有同一回忆内容的徐彬如（1927年上半年为中共中山大学总支部书记）、许广平等人无一属于敌对的政治派别，他们作回忆时完全可能彼此看到回忆资料，因而不足以参证。又赖玉润的回忆只是一般性回忆，并无原始文献附入其中，再查《广州民国日??》、《人民周刊》等报刊及《广东革命历史文件集》等书，均找不到片言只语支持赖玉润的说法，所以，在有新的确切的历史佐证之前，对赖玉润的此则回忆应该慎重对待，不能随便拿来做立论的依据。 　　朱先生在文中进一步提出：“鲁迅记日记，有一个特点，重要的人物往来，他总要提上一笔，因此，陈延年和他见面，应该在日记里有体现。”鲁迅记日记确有这一特点吗?1927年3月15日，鲁迅在致友人李霁野的信中提到“从早十点到夜十点，都有人来找”。照此，每天造访鲁迅的人应相当众多，但查鲁迅1927年3月的日记，到访的人，除3月6日从厦大转学的谢玉生等七人集体拜访，属拜访人数最多的一天外，次者为3月15日，到访只五人，再次者为3月25日、3月28日，各到访三人，其他日子到访者则仅有一二人或一人也没有。这说明，有大量的造访人的名单，鲁迅并没有记在日记里。从后来的鲁迅日记看，即使是重要人物来访，鲁迅也不一定记在日记中，如1932年9月1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到：“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这里的何家夫妇即瞿秋白、杨之华夫妇。按照鲁迅、瞿秋白二人各自在社会的声望地位及彼此年龄的差异，瞿秋白应当先拜访鲁迅，才合情理，但查鲁迅此前日记，却没有丝毫记载。因此，断言鲁迅日记对于造访的重要人物必有记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朱先生既然依据赖玉润的回忆确信鲁迅曾同陈延年会面，又断言鲁迅日记对此必有所体现，而鲁迅日记又无陈延年的名字，因此判断鲁迅日记里的“陈安仁”就是陈延年。何以“陈安仁”就是陈延年呢?据朱先生的解释，鲁迅在当时政治空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宜将与陈延年的会面直接写在日记里，因而给陈延年起了这个化名，而所以要以“陈安仁”作其化名，一则因为陈是安徽安庆人，便于日后帮助回忆，一则因为鲁迅向来视其为“老仁侄”。朱先生的此番辨词实在令人费解。其一，1927年3月下旬，鲁迅是否意识到国共分裂在即，共产党必将不利呢?朱先生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其二，如果鲁迅确与陈延年见面，记在日记里又何妨呢?毕竟日记是纯粹个人的东西，是可以秘不示人的，又何麻烦之有?其三，陈延年固然是共产党知名人士，而1927年1月24日、1月31日、2月9日拜访鲁迅的毕磊、徐文雅又何尝不是国民革命时期活跃于广东政治舞台的著名共产党员?他们赠与鲁迅的《少年先锋》、《做什么》两刊，前者是共青团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后者是中共广东区委下属的学生运动委员会机关刊物。按朱先生的逻辑，鲁迅在日记中应当为毕磊、徐文雅取化名，《少年先锋》、《做什么》也要以暗语代替，因为把陈延年记在日记是会引起麻烦，把毕磊、徐文雅等人及赠送的刊物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