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底下.docVIP

《底下》底下 　　“底下蚊子超乎想象得多，蚊香难挡蚊子轮番进攻，只得东躲西藏地应付，浴室凉水给我带来情绪上的些许稳定，先后冲了三次澡，还是不舒服、不解乏，今年夏天实在难熬。”刘浩在2007年夏天的一篇博客中写道。 　　38岁的刘浩来北京12年了，这位新锐导演刚刚拍完独立电影《底下》，一如他当年在柏林电影节的获奖影片《陈默和美婷》，影片讲述的是生活在北京城内的边缘人的生活。 　　《底下》拍摄于北京牡丹园的某幢居民楼的地下室，这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防空洞工程，刘浩现在就生活在这里，这个后期工作室墙壁是红色的。刘浩说，他一直都喜欢住在下面，清静。在这里他创作了好几个剧本，除了《底下》还有《蚊子》、《菲佴如纳》、《老那》、《风行者》。在他看来，事情的真相永远掩藏在“底下”，而人们永远行走在找寻真相的路上。 　　 　　这是一部有着意识流的感觉，有些像舞台剧，也像80年代盛行的哲理剧。一个外来的闯入者挑战两个人的爱情，验证爱情的不堪一击。焦灼和不确定的情绪充满了整个影片，但是些许的温暖也让人难忘，这或许是导演一直偏爱的调子，就像当年的《陈默和美婷》。 　　 　　美婷的温暖 　　 　　“当时，女孩对我说，什么都不用想，靠着我，睡会就好了……我的眼睛一热，生怕被发现，紧闭双眼任凭女孩粗糙的手指在我脸上、头上游动。”多年后，依然住在牡丹园一间民居楼地下室的刘浩向记者讲述当年创作《陈默与美婷》的经历时说。 　　《陈默与美婷》的灵感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那年大年初二，当时我很累，脑子特别乱，我跑到一家美容美发厅洗头。” 　　刘浩是上海人，做过记者，26岁时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快毕业时，刘浩根据自己在积水潭桥边的经历，写出剧本《陈默与美婷》。 　　剧本完成之后，就需要资金了，刘浩拿起了电话本，给上面的影视公司打起了电话，从第一个打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好心的朋友，借给刘浩14万，又拿出自己做记者时攒下的10万元，开始了拍摄。 　　“片子刚拍完，我发现户头上只剩2000块钱了，不但是做影片后期不够，连生活都成问题，何况还要还朋友的钱。”那段日子一直是刘浩最难过的时候，每天都在担心胶片会不会丢失，长时间搁置会不会褪色，天热会不会让胶片变形等等问题，而且无法使为这片子付出努力的所有演职人员看到一丝成果。“万般无奈中，我和伙伴们只好放下电影，从广州、深圳批发挂历运到北京，终日里穿梭于大街小巷，好在运气尚佳，凭着卖挂历我不仅还清了欠款，还有些盈余。” 　　2002年德国柏林电影节，《陈默和美婷》首映。刘浩悄悄坐在最后一排，陈默和美婷在银幕上演绎积水潭的故事，观众掌声响起时，刘浩脑海一片空白，只知道挥手致意。随后，该片获得2002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最佳亚洲电影奖、2002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特别鼓励奖。 　　2003年冬天，刘浩在《小说月报》上读到《好大一对羊》时，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让他眼前一亮。第二年秋天，刘浩只身前往云南昭通的一个小山村体验生活。这里海拔4000多米，是云南最偏远贫穷的地方之一，不通车不通电，村民以烤土豆为主要食物。拍摄时，刘浩和剧组的人吃住一样，每天裹件军大衣，戴着棉帽盯在现场，脸被风和日光打磨得粗糙不堪。 　　“在这部还原农村原生态的影片中”，刘浩说，“传达影片最直接的载体就是演员”，为了真实地再现云南昭通的生活状况，影片的演员大多选用了云南当地的农民，村长还是演村长，兽医还是演兽医，他们在生活中是什么角色，那么我们的电影就给他这种角色的机会。《好大一对羊》的男主人公德山大叔的扮演者孙云昆在当地会演地方戏。 　　美国《综艺》杂志著名评论员Derek Emey这样评论刘浩的《好大一对羊》：社会总是要求人们承担责任。一部好的影片除却它的商业和娱乐属性之外，更难得的是它的批判性和社会意义，社会循序渐进的改变也许最终会给中国农民的未来带来改变，如果一个责任就这样落在了德山大叔的身上，那么他也就责无旁贷了。影片剪辑紧凑，毫无拖沓之感，用细腻的笔触表达了对当代农民的人文关怀，用一种严肃的反讽风格直指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 　　这部电影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人性新的认同，认真地思索着中国农村的扶贫，认真地思索着那种充满期待的朴实。 　　刘浩坦言，希望《好大一对羊》是部能让人含泪微笑的电影。《好大一对羊》投资220万，先后荣获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国际电影节最高奖――“最佳故事片奖”、法国维苏尔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促进奖”，以及美国华盛顿特区独立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2005年的夏天，刘浩正在拍摄一部短片，穿圆领T恤，留平头，脸上总是笑。他喜欢讲新创作的故事，很兴奋，他说生活中只需要一份报纸、一杯茶，还有电影。 　　他讲《底下》的故事很久了。2006年夏天，这部片子终于在“底下”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