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八编笔记精选.docVIP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八编笔记 绪 论 清王朝控制社会文化思想的方式之一是编书。更严厉的手段是大兴文字狱，案件之繁多，株连之广，惩治之残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乾嘉汉学从学术源流上讲，可以说导源于清初的顾炎武，从其学术精神上讲，则是清王朝文化专制的结果。在文字狱的恫慑下，人们承袭了清初学者的治学方法，却丢掉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多是不关心当世之务，只埋头于古文献里进行文字训估、名物的考证、古籍的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 桐城派古文及其正宗地位的确立，与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和汉学的兴盛都有关系。桐城派理论奠基人方苞提出“古文义法”说，即所谓“言有物”、“言有序”，讲求的是文章之“雅洁”。他的以“雅洁”为标准的“义法”说，也就是以雅正的文辞，简明有序地记事、议论。就他对历代文章的评论，有排挤文学性散文的倾向。到姚鼐又将“古文义法”说，发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的三合一，这显然是受方始兴起的汉学的影响，连学术也纳入文章的要素，与他自己论文章的“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的理论，就相抵牾了。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大抵望溪处于康雍‘宋学’方盛之际，而倡导古文，故与宋学沟通，而欲文与道之合一，后来姚鼐处于乾嘉‘汉学’方盛之际，而倡导古文，故复与汉学沟通，而欲考据与词章之合一。他们能迎合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图而为古文，又能配合当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学风以为其古文，桐城文之所由成派，而桐城文派之所由风靡一时，当即以此。” 汉学之学术思想还渗透进诗歌和小说领域。在诗歌方面明显的表现是翁方纲对王士礻真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修正、别解，提出他的肌理说。王士礻真生活于康熙朝，他主神韵说是将诗尚含蓄蕴藉的特点强调到极致的程度，变得不可捉摸，与社会现实拉开了距离。沈德潜生活于乾隆朝，论诗悉依儒家诗教，尚温柔敦厚，中正和平，声雄韵畅，统归于格调，成“盛世之音”。翁方纲认为诗皆有格调、神韵，都虚而不实，“无可着手”，于是“指之曰肌理”。他所谓“肌理”，意即可以捉摸的“理”，包括义理、文理，类乎方苞所说“有物”、“有序”，也就将“理”作为诗之本、诗之法。所以他称宋人作诗三昧是：“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在他看来，“考据训诂之事与辞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这样，诗便不是陶冶性情，而是可资考据学术渊源、历史是非得失的材料。汉学成为一种风气，也影响了小说：一是历史小说重在叙述历史事件，如《东周列国志》，作者自谓是“有一件说一件”，“哪里有功夫去添造”，不仅可作“正史”看，而且可学到稽古、用兵之类的学问。一是“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如《野叟曝言》、《镜花缘》等，作品虽有人物、情节，也有思想内蕴，但以逞才学为能事，添入许多学问、技艺，便违背了小说艺术的本性。应当说文化专制造成的汉学学风，也造成清中叶文学的背离文学的滞化现象。 清初几位思想家大都是反宋明理学的。他们的学术渊源不同，反对的态度不一致，有的激烈反对，有的是修正，但一致的是痛弃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及其所造成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将明代的亡国归咎于宋明理学所造成的学风，自然不切实际，但也正说明他们是深慨于明亡清兴的社会巨变，而要改变明代空言心性的虚浮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致力于研究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从历史的治乱兴衰中探究治世之道，即所谓“当世之务”。清初学者的思想超越了单纯反清的性质，反映了改变封建制度的历史进步要求，对晚清的改良运动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清初思想家虽然反对心学空言心性，甚至诋毁李卓吾，但实质上却接过李卓吾的“人必有私”的命题，肯定私欲的合理性，不同的是他们进而以此为基点将“欲”、“理”统一起来。理欲之辨由李卓吾的个性解放精神延伸为社会解放的理想，由思想领域的反传统拓展为对社会制度方面的批判、探讨。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思想家，文学观虽不尽一致，对文学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相同，但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抛弃了晚明文学的表现自我、个性解放、率真浅俗的理论观念。顾炎武最为突出。他自身是诗人，也认为“诗本性情”，但强调应“为时”、“为事”而作。对于文章，他更认为“须有益于天下”，所谓“有益”就是“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善”。顾炎武的文学观可以称之为经世致用的文学观。 待到清中叶，清初的启蒙思潮虽然受到扼制，有所消沉，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反映在文化学术领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又重新抬头，这便表现为汉学的裂变。汉学家戴震的“由词以通道”的治学方法，使他由古籍文字的训诂，进入对理学问题的研讨和对宋代理学的批判，他也就成了一位哲学家、思想家。汪中好古博学，考证古代典章制度，恢复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发表了与传统思想相左的观点，认为荀子得孔子之真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