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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一个未展军事才能学者 　　近代以来，文人学者与军事的关系，一般来说相对疏离。但有些文人学者基于个人的兴趣和政治的原因，或潜研军事，撰写兵书；或披挂上阵，领兵打仗。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军事素养，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在武备学堂或军事院校训练出来的科班将领，丁文江即属这样一位涉足军事甚深的学者。对军事教育的雄心，对军事形势的关注，可以说贯穿于丁文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与活动中，这是一种业余的特殊爱好，以丁文江本人的意愿而言，他有心把它发展成为一种职业上的选择。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没能找到这种转变的可能，故研究丁文江的人常常不易注意他在这方面的动向，对他留下的一部当代军事史著述《民国军事近纪》，甚至没有人作过认真的研究，这在丁文江研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阙失。 　　 　　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雄心 　　 　　 　　丁文江??军事素养在知识界可谓遐迩闻名。陈之迈评及20世纪30年代文人与军事的关系时说：“当时强邻压境，我最想知道的是军事方面的问题。当代文人中懂得军事的有三位最为出色，一为张季鸾先生，一为丁在君（即丁文江――作者注）先生，一为傅孟真先生。从他们的著作及言论中我学到了许多军事常识。”蒋廷黻在纪念丁文江的文章中也提及这样一件事：“我早主张国防部应该请文人作部长。有一天，我和在君谈这件事，并且告诉他应该作国防部长。他没有说不愿意或不可以，因为在君最不喜欢说客气话。他倒说他最喜欢作军官学校的校长，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他说中国的新教育，在文的方面和在武的方面，是同时开始的。在满清末年，政府对于军事教育的注意远在普通教育之上。在初期，文学堂和武学堂都是请外国人，多半是日本人，作教员的。那时上课的时候，教员带翻译上班，一个钟头只能授半个钟头的课。文学堂早就超过这阶段，军官学校至今没有超过。据在君看起来，单独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武教育之缺乏进步。在君切盼中国军人的军事教育能火速赶上世界水准。这是他想作军官学校校长的理由。”显然，丁文江毫不避讳在朋友面前展现自己的军事抱负。胡适在丁文江传记中提到丁文江“改革中国高等军事教育的雄心”时，借用丁文江与孙传芳（字馨远）的一段对话说明丁氏为何特别关注“军事教育”： 　　 　　 孙馨远说：丁先生，请你想想，你在哪一个方面可以帮我顶多的忙？ 　　 我说：我早已想过了。 　　 孙问：哪一个方面？ 　　 我说：我曾想过，这时候中国军队顶需要的是一个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现在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里面的教育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的学校，而且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后。例如用翻译教课，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废弃了二十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还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落后二十年。现在各地军官学校教出来的军官都缺乏现代知识，都缺乏现代训练，甚至于连军事地图都不会读！所以我常常有一种梦想，想替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我自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军官学校校长。 　　 孙馨远听了大笑。他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 　　 他说了又大笑，他当我说的是笑话！ 　　 　　胡适讲这个笑话，可以说意味深长。对孙传芳这样的老军阀和后来蒋介石这样的新军阀来说，搞军事教育、办军官学校，其目的都是为其培植亲信和私人武装。因而他们的军事教育自然不免带有浓厚的私人武装或所谓“党军”色彩。而在丁文江眼里，改革军事教育，是国家实现军事现代化最重要的一步。 　　 　　出版《民国军事近纪》 　　 　　丁文江早年即有“军事救国”的思想，据丁文江的弟媳史济瀛回忆，丁文江赴日留学时，即“想学海军救国，因鼻子有病，嗅觉不灵，作罢。”他在英国留学时，学习地质，练习马术，旅行考察，也间接地折射出他对军事的兴趣。丁文江的军事素养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注意吸收外国先进的军事经验。胡适提到：“他留学英国多年，又常到德国、法国旅行，在德国住过较长的时间，他颇注意这三个国家的军事教育。” 丁文江与美国著名军事专家、原美国兵工署署长克罗希尔将军有过很长、很深的接触，这位将军“不但有军事工程的专门学识，还富于历史地理的知识和政治理解。”每次与这位将军吃饭谈天以后，丁文江常常慨叹：“这种富于现代知识而终身好学不倦的军人，真是可以敬佩的！”因此，对中国军人“因为缺乏现代的知识和训练，往往不够担任国家危难时期的艰巨责任”而深感惋惜。二是丁文江与一批国内军界朋友的密切交往。早在留日期间，他即与明代军事家史可法的后裔史久光有过很多的接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