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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社会底层群体梦想与期待 　　 有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蚁族”大学生、城市特困群体这三类社会底层群体，对改变生存发展现状的愿望格外强烈。尽管生活极其艰难，但他们依然坚守着梦想和期待。 　　新生代农民工：庞大的群体，孤独的个性 　　背景：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表明：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年龄16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主力。在城乡两端都处于边缘化状态，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显著的群体特征。 　　自述一： 　　26岁的唐小宁，来自湖南省武冈市文坪镇的一个小山村，现在是海南农丰宝肥料有限公司有机肥车间的一名工人。 　　“我家5口人，父母、弟弟、妹妹都在深圳打工。我在父母眼里是一个不安分的人，17岁就出门打工了。9年间，我在深圳、东莞、佛山和海口都干过。原来觉得闯荡一番会比父母过得好，但走了一圈才发现，除了工资比父母刚出来打工时高一些，我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没有多大改变。” 　　“我的梦想是一两年内找个妹子成家。今年春节，父母让我回家相亲。家乡的女孩也大都出去打工了，春节时才见得到人，要找老婆就那10多天时间。我见了两个妹子都没结果，她们出门后心都大了，看不上我这样的人。” 　　“晚上我经常到附近的小发廊呆坐，寂寞得要命。” 　　自述二： 　　42岁的宫经平是湖北省随州市万店镇人，目前和丈夫、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家3口住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出租屋里。21岁的儿子站在屋外不愿说话。屋里有两张床和一个桌子，桌上摆着一台旧风扇，墙上吊着一台十几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儿子21岁了，到现在还不愿和别人交流，就喜欢上网。他是职业中专毕业，原来在科技园一家工厂打工，一个月工资大约2000元。他觉得没前途，轻易就把工作辞了，到现在还闲着没事干。老家的地都被征走了，儿子回去了没有生活来源，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最大的愿望是能攒几万块钱，在老家盖栋房子给儿子娶媳妇，但从一家收入情况来看，这一想法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点评：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新生代农民工???时间脱离家乡的社会环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拥有的却是残缺的生活，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进城务工不再是单纯谋生，而是开始追求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实现自我价值，但边缘化使他们难以实现这一目标。虽然他们的群体庞大，但个性却孤独而无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既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和发展，又有新的特点。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不仅要从经济层面入手，更要重视社会政策的调整，消除制度性障碍，给予农民工平等公民权。他说：“未来要尽快让农民工市民化。如果社会不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未来也不会给社会机会。” 　　“蚁族”大学生：在夹缝中艰难地向上 　　背景：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廉价出租屋，聚居了越来越多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资很低的“蚁族”大学生。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大多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工作；他们既没有被纳入城市的管理体制，也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福利；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期待机会的出现。 　　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带领的课题组的调查，八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他们肩负了父母的嘱托和兄弟姐妹的希望，怀着改变家庭命运的梦想，被困在了都市。2010年，“蚁族”月均收入仅为1903.93元。 　　自述一： 　　2004年毕业于海口经济学院商务英语专业的傅丽君，目前在海口市一家会展公司工作。 　　“我们是一所民校，要想找个好工作很难。毕业7年，记不清这是我换的第几份工作了。我现在每月工资1500元左右，公司没给买社保，我也不敢计较，因为找一份工作很难。去年7月以来，海口的房租涨得厉害，我与同事租个10平方米不到的小单间，每月工资去掉房租、水电费300多元，伙食费500多元，手机话费、宽带费150多元，交通费120元，所剩无几了。每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经常有人问我：过得这么苦，为什么不回家？我来自江西上饶地区的一个小县城，那里没有几家企业，想吃财政饭没有关系基本不可能，工作机会比海口少得多。我回去干吗？” 　　“海南的房价这么高，买房子我是不敢奢望了。未来就盼望着能够单独租得起一间房子，大小无所谓，只要价格便宜，租期比较长。我做梦都想好好打扮一个温馨可爱的小窝。” 　　自述二： 　　26岁的王晓琳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关村一家小公司做策划，每月平均工资2200元。她和另一位大学生在海淀区城乡接合部租了一间房子，两人每月分摊500元房租。房间里只能勉强摆下两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