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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珍关注霓虹灯下姐妹 　　以前打过交道的店比较友好，她们可以直接进去，新开业的需要进行自我介绍，有的店会直接拒绝她们进入。 　　沈婷婷这天的目的地是北京市西城区南部的发廊，对于这里沈婷婷并不陌生，3年来她已经无数次来过这里发放杂志和安全套，和这里的女孩子们聊天，接受她们的咨询，很多人已经成为她的朋友。 　　对照着之前绘制的地图，这次又有好些家发廊已经关门，也有不少新开的。以前打过交道的店比较友好，她们可以直接进去，新开业的需要进行自我介绍，有的店会直接拒绝她们进入。遇到这种情况，沈婷婷通常会放弃这家店，去下一个目标。 　　很多老面孔都不见了，沈婷婷告诉同来的志愿者，因为这个行业需要经常有新面孔，所以人员流动性比较大。看到有些熟悉的人不在了，沈婷婷还是有些不舍。 　　在一家店里，高高瘦瘦的女孩儿阿丽看到沈婷婷很激动，她拉着沈婷婷坐下，给她讲述自己最近被扫黄抓进去的经过。因为要交一万块钱的保释金才能出来，她临时和老板娘借了这笔钱，本来准备下个月寄钱回家，这回又得等几个月了。“我弟今年刚上高中，住校要花钱，唉，真倒霉。”阿丽很沮丧。今年22岁的阿丽来自西南某省农村，父亲是种田的，母亲常年有病卧床，阿丽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读完小学四年级阿丽就辍学在家，18岁时被一个同乡带到北京，从事了这个行业。 　　阿丽喜欢和沈婷婷聊天，每次婷婷一来她都会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好像很开心能有一个人听她说说心里话。有时她会讲这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她要学会上网看新闻，这样才能和客人有更多的话题，还要精心布置自己的房间。有时候她也聊聊客人们，她说不是每个客人都是为了性而来，有的是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太大，过来放松一下；有的人婚姻不如意，积累的怨气和秘密需要发泄；有的是单身男性为了生理上的需要……不管客人是抱着什么目的来的，她都要努力让客人舒服和自在，从而留住自己的客户。阿丽说她不会为自己的职业悲伤，因为她靠自己而取得收入，比起那些贪官和寄生虫来说，自己要强得多，也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 　　和阿丽差不多同时??到这家店的小月是被男朋友带到北京后，在男友的要求下做这行的。小月年轻，相貌也好，小小的瓜子脸，一笑有两个小酒窝，凭着天生丽质她的月收入有时能上万，但最终存下来的钱都被男朋友借口要买房拿走了，从此一去不回。“也不能算骗，因为至少我爱过他。”虽然小月不肯说男友是骗子，但她从此认为社会上的男人都不可靠，还是父母介绍的会可信些。她打算再过一阵子就回家乡去，与父母介绍的人结婚，自己应该能很好地隐瞒这一段经历，她希望回去后能生儿育女，过一般女人的生活。 　　在工作中，沈婷婷常会感到一种无力感，因为目前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远离疾病的困扰，而是经济上的窘迫。 　　沈婷婷放下她们新出版的杂志《花》和安全套，认识她的一些女性会过来问一些问题：某些症状是不是性病，哪里有免费的艾滋病性病检测等。有些专业的知识沈婷婷回答不了，就会记在本子上，回去问过疾控中心的医生，再为她们做解答。 　　沈婷婷说，其实这部分高危人群对于性病、艾滋病的预防知识非常匮乏， 　　“有时候她们问的问题很幼稚，比如我都绝经了还要安全套干什么，或者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不可能被感染。有的人对于艾滋病的认识很模糊，对于传播途径，比如蚊子叮咬会不会传播，接吻会不会传播都不太清楚。”有的人只和临时客人使用安全套，对常客却不使用，她们一方面觉得有感情基础，怕失去这部分客人，另一方面也抱有侥幸心理。沈婷婷告诉她们，这样做都属于高危行为，因为常客也会有其他的性伴侣。 　　经过这几年沈婷婷和同事们的宣传和普及，这些女孩子现在对性病和艾滋病都有了基本的了解，有的人还希望了解更多的知识，自愿去做检测的人也在每年增加。沈婷婷说，这些女性有了妇科方面的疾病，都不愿意去一般的医院就诊，因为医生诊断时要问很多问题，让她们觉得很尴尬。在这种情况下，沈婷婷会为她们推荐一些专门的医院，让她们有什么症状可以尽早去检查治疗。 　　沈婷婷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女性，都是来自贫困家庭，需要挣钱养家，还有一部分是文化水平很低，被男朋友骗到这里从事这种工作。在工作中，她常会感到一种无力感，因为目前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远离疾病的困扰，而是经济上的窘迫。在云南宣传时，她们曾让这些女孩子写下自己最大的困难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大部分女孩子写的是需要挣到足够的钱养家，以及克服巨大的社会偏见和歧视。 　　经常出入发廊这样的场合，沈婷婷认为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危险。但是怕家里人担心，她一直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的职业。 　　沈婷婷在大学学的是社会学专业，大学没毕业的时候，就来到东珍――一家致力于维护艾滋病人群等弱势群体权益的民间公益组织实习。因为专业的缘故，她很早就和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打交道。从沈婷婷的内心来讲，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