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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求富实践 　　 　　每天清晨6点，梁建中会站在队部的喇叭前，用手拍着话筒，通知：“今天请男的劳动力到东南拔萝卜苗，以下人员要去：建民、造顺、书纤……” 　　梁建中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自由劳动，“队里所有的劳动都要由我来组织、安排的。”他是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第四生产队的队长。 　　周家庄是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其他地区早在24年前就已完成了分田到户的制度转换。唯独周家庄的土地、劳力依旧坚持着集体所有制。工分、口粮，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用语，在周家庄仍是社员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2005年的财政数字显示，周家庄乡的人民公社制度依旧表现出某些活力，其人均财政贡献名列全市第一。该乡农民人均纯收入是5018元，高于晋州市的农民人均收入。 　　雷宗奎还在寻找壮大集体经济的办法。他是周家庄乡党委书记。在他看来，集体经济还是有生命力的，“关键是要尽一切可能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不自由的工分制劳动 　　 　　2006年8月31日的傍晚，周家庄第四队的张顺扛着大锄等在白菜地旁边，与几个同队社员正在聊天，等地里的妇女把白菜全部砍完，他就和其他几人平整菜地。 　　“在这里，自己不能选择，队长叫你干什么活就得干。” 　　张顺说，队长叫你平整菜地，你就不能到旁边的辣椒地摘辣椒，否则就要扣工分，他说也习惯了。“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张顺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 　　周家庄一切劳动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看大门的，修拖拉机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 　　 　　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单位劳动量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项工作所达到的要求也进行了具体规定。 　　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 　　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 　　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报了合作社一般也不会做大的修改。 　　“哪块地种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去操心。”梁建中说，“队里有社员代表，也有劳动监督员，都由我来指定，一般会挑选劳动认真负责的人。” 　　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说，生产队长不是行政村村长，要履行很多行政职能，生产队长只是组织上挑选出一个管理能力强，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的人去当就行了，必须要有技术，懂得如何派活。 　　梁建中已连续当了22年的队长。周家庄共有10个队，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 　　 　　强留公社的雷金河 　　 　　雷金河对这个人民公社起到了灵魂作用，因为他在1982年的坚持，公社才得以延续至今。 　　周家庄细密工分的最初制定者是雷金河。直到在200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也是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公社才没有在1982年消失于在全国推行的家庭承包制中。 　　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订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为此，雷金河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成为典型，被称作“冀中一杰”。 　　1978年，雷金河发现国家对棉花存在着巨大需求，他让全公社少种粮，多植棉。周家庄1980年的棉花产量比1978年增加了4.8倍。 　　在1979年底，周家庄不仅还清了“文革”时的18万元债务，集体还有161万元盈余。国家领导人再一次到周家庄来视察。 　　即使现在周家庄的社员对雷金河还带着难解的感情。现在的党委书记雷宗奎是雷金河的孙子。他很清楚爷爷对集体经济的感情。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经济形式。周家庄也在昼夜讨论。 　　“大家都知道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除了一两户之外，其他的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刘建中66岁，参加了当时的讨论大会。 　　但民意还是受到了各方的压力。据一名社员说，河北省在任命一名县委书记时，指派的任务就是要将周家庄的土地分掉，后来还是中央一领导点头“让再观察一下”。 　　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多次与雷金河接触，听说雷金河还找到当时的河北省长保证：“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这样，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