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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名人故里经济 　　宣传一个缺乏吸引力的名人故里，不惜牵强附会，甚至干脆生造一个，再圈地搞建设，靠行政强制力拉动。这种典型的拍脑袋决策。其结果也不过是多制造几个人迹罕至、墙角长草的大型人工建筑罢了。 　　 　　近日，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下达通知，要求不宣传有争议、未认定的名人故里，不命名虚构人物故里，严禁利用反面或负面人物形象举办主题文化活动等。从字面上看，只是进行限制和规范，并未禁止。毕竟，各地抢夺名人故里的行为并不触犯任何一条法律，撑死也不过一个“缺德无耻”的坏名声，以文化部和文物局的权限确实压制不住，所以各地的名人争夺战还将继续打下去。 　　初看倒很有些文人“雅战”的味道，可时间长了交战各方逐渐没了耐性，索性脱了长衫，撸起袖子短褂上阵。因为新版《三国演义》将诸葛亮躬耕之地设定为湖北襄阳，而非原著所说的河南南阳，于是南阳有人组织小学生在卧龙岗朗诵《出师表》，更有网友怒砸电视机，有人甚至扬言剧组必须道歉。这部电视剧无论严谨与否，仅仅是导演高希希的个人诠释，谁也没规定新版《三国》必须是最权威、在学术上最站得住脚的三国剧，如此上纲上线，只能说心态过于偏激。一个躬耕地尚且如此，遑论历史名人的出生地呢? 　　 　　争谁?怎么争? 　　 　　仅仅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三场新的名人争夺战，分别是陕西米脂、甘肃康乐和山西忻州的貂蝉之争，河北临城和正定的赵云之争以及山东阳谷、临清和安徽黄山的西门庆之争。如果再把前些年的历次争夺列举出来，那将是很长的一份名单。 　　那么，中国历史数千年，名人何其多，谁才有资格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呢?概而言之，只有户籍存在争议的人物才有可争之处。 　　中国早在夏代就出现了职业史官，有着悠久的成文信史传统。汉以后的官方史书，长期受《史记》影响，多采用纪传体形式，即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对个人资料的搜集整理更为集中。虽然站在官方立场，史官记载历史时难免夹带私货，但历史人物的出生地、祖籍之类的资料并不涉及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领域的判断，完全没有必要作假，若实在难以考证，也会语焉??详一笔带过，所以可信度很高。一般来说，秦朝之后的史书中这样的BUG不多，之前的历史则因为年代太过久远，一些人物的记载就比较模糊，说法也就多元化了。被争夺的名人中大部分都属于此类――譬如女娲、伏羲、炎黄二帝等，尧舜禹汤四大古圣王除了商汤外，户籍都存在争议。 　　纪传体分三六九等，按身份等级记载，对帝王将相的记载自然细而又慎，而列传类充斥了不少非主流或非官方的人物，考据就不会那样上心了。史官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某种程度又是君主的秘书官，所以不可能走访民间将那些非主流人物的细节一一考证到位。这也为后人的争夺战提供了契机。 　　此外，从汉代的州郡制，经唐宋的州县制，直至元代确立至今的行省制，行政区域并非一成不变。古属甲郡，今属乙县，难免要埋下口实。譬如刘伯温故里之争，其出生地是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治下的南田镇，1946年南田镇划归新建的文成县(以刘伯温谥号命名)，但史载中都是记作青田县。再如数年前的皇甫谧之争，其关键就在于史料中所说的安定朝那县确切地址不明，又多有变迁，所以至今仍是悬案。 　　如今，名人争夺战已趋白热化，从最初的远古人物到一些二三线非主流名人，被争夺对象的规格是一蟹不如一蟹，可手段和排场倒是一个强甚一个。综合起来，其手法无外乎先利用媒介热炒名人吸引眼球，再以名人为主题建造一些设施吸引人流。最初还等争论有了结果再动工，后来是一边炒一边建，眼下竞争激烈，一些地方没耐心等到结论出炉就先破土动工了。这样一来，即使争论结果不利于己方，建好的东西也不可能再回头拆掉。所以，除非在学术上有确凿的证据支撑，否则名人争夺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 　　 　　为何争?谁在争? 　　 　　历史名人故里之争在中国倒不是什么新事物，就以南阳、襄樊的诸葛躬耕地之争为例，这桩公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代。不过，古人的争还只是停留在一个论史的层面上，说到底只是为满足地方公众情感和文化认同的需要，比较单纯。 　　真正让争论变得不那么单纯，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这主要体现在争夺的主体人群和动机上。不妨先看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即河南鹿邑和安徽涡阳的老子故里之争。 　　事情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大陆还非常渴求外资的年代。1990年，河南鹿邑县迎来了一位台湾客人――台北中华道教学院的马炳文，他告诉当地老子学会会长张景志说，他愿意筹款修缮破旧的鹿邑太清宫。他回台湾后筹得百万美元，但到了年底却反悔，认为老子故里在他的老家――邻近的安徽涡阳的可能性更大。总之，百万美元最终花落涡阳。这是鹿邑人的说法，涡阳人却又是另一套说辞。按照当事人马炳文之孙，彼时任县政协委员的马杰的说法，马炳文早在1987年就来涡阳寻找老子故里了。马杰根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