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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族权”变迁看乡村秩序失落 　　2011年清明节，我回湘中老家为祖父母扫墓。如果不是网络上的一次“奇遇”，我想我不会在短短几天里，硬是把堂屋樟木箱内二十余本族谱认认真真翻阅一遍。 　　2010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四川的电邮，写信人姓李，家住宜宾，年龄与我相仿。他说他在一篇文章里知道我姓李，是湖南新邵人。他们家族清代由湘入川，繁衍数万人，现在想找到湖南的“根”。我问他是否有文字资料，他说，“文革”时族谱损毁殆尽，改革开放后族内长老凭记忆写下了始迁祖的一些信息。始迁祖为“大一公”， “康熙十六年由湖广省宝庆府邵阳县新立弘仁乙都第五甲北路庙皇金禹山地名石马江严村冲坐落地名新屋基”迁到四川铜梁。 　　由于年代久远且凭记忆写就，前面的“都”、“甲”之类清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未必准确，且很难考证，这类官方地名因朝代更替变动甚多。但谢天谢地，四川这一李氏家族330多年来一直记得他们祖先“长征”起点的“俗称”――这种由民间认可的地名，历数百年而不变易，无论官方叫它 “某某都”、“某某乡”或“某某公社”。我告诉他，敝族就在这一带居住，“新屋基”又称“新屋里”，是敝族宗祠所在地。于是，我俩认了宗亲，我答应在下一年清明回乡时为他查询族谱。 　　我翻阅的那些族谱是第四次修订。四修族谱已是1982年，但依然是竖排、繁体字、宣纸的古书装帧。其中专有一册《迁徙分表》，从明成化年间开始，记载历代本族人迁徙的情况。在康熙年间，我查到了“大际迁四川”，“大”是本族的字辈，为江西迁湖南后的第14世，本人为26世。“大”字辈徙川者多人，唯大际公的年代相近。因此我认为这位“大际”极有可能是四川宗亲所言之始迁公“大一”。当然，这仅仅是推测，四川的宗亲不免有些遗憾，他寻找远在湖南的“根”到此算是十分接近史实了。白云苍狗，陵谷变迁，要完全还原300多年前祖先走过的路，几乎不可能，何况他们只是一些寂寂无闻的湖湘农人。 　　 　　【族权三工具：宗祠、坟山和族谱】 　　已是互联网时代的21世纪，那位四川的宗亲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根”，很让我感动。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让一代代中国人对故土和宗族如此看重，对祖先如此敬重呢？ 　　“祖先崇拜”几乎是中国人的准宗教。我以为，这是由中国数千年来的农耕社会决定的。多数中国人合族而居，乡村的自治秩序主要由宗族来维护，宗族的权威来自对同一祖先的认同。传统中国社会人们的安全感甚至幸福感与宗族息息相关，在王朝的治理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县以下的民间社会不但由宗族维护秩序，一般人的种种权利亦由宗族维护。明乎此，才能理解一个忤逆不孝的人被赶出祠堂门是多么恐怖的惩罚――这意味着他成了背后无“体制化”集体作靠山的单个“原子”。 　　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秩序，主要由宗族来维护，那么宗族的准“体制”、准“公权”又通过什么来彰显呢？我以为，很重要的三项工具是：宗祠、坟山和族谱。 　　宗祠是合族的议事场所，可看成家族“议会”、“内阁”所在地。凡关系全族的大事，必开祠堂门，召集各房长老商议，一旦作出决定，便意味着全族的意志，在本族内有着无可辩驳的“合法性”。祠堂作为全族“代议合一”的机构，往往附属有全族共同拥有的田产、山林、坟地。这种“家族共有”财产的管理和处置权自然由族长及有话事权的长老代理，其管理、处置共产及族内大小事务的公平性，并不比后来的人民公社或乡镇政府、村委会差，甚至更好。族田的收益多用于合族的公益事业，如修族谱、祭祀祖先、节日唱戏娱神、供养和安葬孤寡老人、辅助族内天资聪颖而家境贫困的子弟。因为主事者往往是有权威的乡绅，他们或有过功名，或子弟在外为官，所追求的是在地方的清望。在这种文化里，占本族经济上的便宜实在得不偿失。 　　坟山对传统中国人来说，有着财产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意义。土地所有权是非常重要的物权，而活人栖息的宅基地和死人安葬的坟地又是土地所有权中最重要的。清明节子孙到坟地为祖先扫墓，既是追思祖先的恩德，也可理解为一种权属的宣示，即告诉周围的人们，这个坟尚有后人祭奠，它是有归属的，请您善待――所以，在中国古代，掘人祖坟，那是超级的仇恨，是对祖坟所有者最重要物权以及精神层面的双重侵犯。 　　而族谱，是将家族自治的“合法性”形诸文字，并提供自治所必需的详细资料。将全族人丁载之于册，包括迁徙外地的，是让合族人别亲疏、尊卑，因亲疏尊卑不同，相互之间有不同的权责。尊者可以驱使晚辈，晚辈必须尊重长辈，但这种看似有失公平的权责关系自有平衡之道――因为反过来，长辈有照顾晚辈的义务。所以在传统中国，某个人发达了，其族内晚辈来沾光是天经地义的。族谱可以说是一部家族自治的“百科全书”。吾族四修的族谱，第一卷便是“封诰嘉奖”，辑录的是历代朝廷和政府的封诰、嘉奖本族人的文字，这种对皇权或政权的推崇是“政治上的正确”，是一种尊重官府的宣示；接下来就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