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风险为导向改革.docVIP

以公共风险为导向改革 　　一、从方法论说起 　　――如何来思考改革？ 　　 　　我国当前的整个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其目标就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改革是以公共化为导向的，如公共财政、公共管理等，其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关于公共事务的有效机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对此并不清楚，或者说在整个社会没有达成共识。经过十多年的摸索，直至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市场化改革的这个方向才得以真正明确；与此相连的公共化改革也才得以确定。对于改革的方向，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似乎是没什么可说的了，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的人不占多数。 　　事实上，“改革”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另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只要高举改革的旗帜，就几乎无人敢唱反调。但问题是，我们仅仅是明确了改革方向，“目的地”在哪儿？还要走多远？对此恐怕很难说清楚。这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施工图”，像盖房子一样按部就班地来实施我们今天的改革？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就可以把今天的改革事业当成一个“工程”来对待，并用“工程思维”来判断我们的改革是否偏离了方向，就可以知道我们改革的进程如何，以及还需要走多远和怎么走，甚至可以宣布，在某年某月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厦。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意味着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大体的方向，以及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的一般原则，如产权明晰（无论公共产权，还是私人产权）、利益与风险对称、竞争环境要公平、政府行为要规范等等。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信息来判断我们改革的进程。改革的“彼岸”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图景，或者说改革的目标模式所提供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走了多远？有没有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我们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我们凭什么来对此做出判断？如果不能判断，则就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即改革的方向是否出了偏差我们也无法判断。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落入到一个危险的境地：陷入“循环改革”而不知。大家都在喊改革，也许不知不觉中就改回去了，或者误入歧途，改出了一个我们不想要的市场经济体制，或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改革逻辑上的悖论。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在学术界，通常是以国外的市场经济为“标杆”来判断的，譬如美国的市场经济如何，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差多远，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拿西方发达国家来做我们改革的“模板”。看看别人是怎么搞市场经济的，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进行比较研究确有必要，但改革中的“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过去临摹前苏联的体制，事实证明是失败的；今天临摹美国的体制也不会成功。历史和逻辑都可以证明，模仿他国，此路不通。还有什么办法呢？要避免落入“循环改革”的陷阱之中，及时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我感觉，泛泛地谈论一般性的原则是没用的，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虑，以寻求一个新的判断准则。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呢？是理论上证明了计划经济有重大缺陷吗？恰恰相反，当时的理论解释认为计划经济有许多的优越性，即使用现在的理论来证明，只要信息充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等价的。其实，引导我们改革的不是理论，而是现实中的公共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公共危机。“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近代史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记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发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球籍”的大讨论，其大意是如果中国不加快发展，中华民族不但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球籍”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全体国民所面临的公共风险（即潜在的公共危机）。没有这样的公共风险，改革开放能在中国的大地上展开吗？能形成改革开放的共识吗？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我们在探索中前进的一步步改革都是公共风险引导的结果。没有公共风险，从根本上讲，整个改革就是多余的，更不要说改革的动力和改革的共识。尽管这在社会的“公共显意识”（如政府的文件、流行的理论）中并未充分反映出来，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或者说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公共潜意识”而存在的。2003年的“非典”带给我们的震撼，可以说是公共风险引导改革的一个有力证明。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公共风险既是我们改革的压力和动力，也是我们改革追求的惟一目的。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而改革？显然不是。那就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潜在公共危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只是我们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或工具。市场化改革只有“工具价值”，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防范公共风险，以避免公共危机，才是我们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之所在。 　　那么，现在的改革到底应该怎么走？用什么方式来判断改革是否出现了偏差？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一种新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