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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之于大学教育意义与尝试 　　人文经典作为历史长河中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他们所关心和解答的，是人类发展所亟需解决的关于真、善、美等终极价值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阅读经典。置身于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信息快捷化、便利化的21世纪，人们似乎越来越远离了阅读与思考，面对越来越多的“不会读也不会写的一代”，我们更有必要回头重读那些穿越时空的、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永恒价值的经典。传统文化经典从其本身来讲，作为人类智慧和文明的财富积累，没有任何人能够否定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塑造、引导意义。因此，阅读传统经典，传承其中的精神财富，对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传承的民族来说，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同样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对于当今的大学教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变迁：自近代大学始看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起落和影响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传统经典教育自此从教育体制上被中止了。同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也废止了大学中的经科。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于废止经科的缘由曾这样解释：“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教育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人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人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主张废除经科并非是反对传统经典教育，而是由于学科门类的调整，传统儒家经典已分别纳入按照西方学科体制设立的各领域中。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他不停的鼓吹尊孔读经，要求大学必须增设经学院，而且要“独立建设，按经分科”。“专以阐明经义、发扬国学为主”，但很快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儒家经学教育在大学中也逐渐被贬斥，1916年北洋政府又颁布了删除读经的条款。自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门类的经学从大学中被放逐了。之后的国民政府虽然在确立“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时候，也强调“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但实际上也只是国民党教育的一个幌子而已。不过我们仔细看整个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会发现传统经典教育还是通过开设国语、国文课程等方式延续着，特别是在综合性大学中的中国文学、哲学、史学等学科的教育与研究，成为了处在剧烈变革时期的现代中国传承民族文化经典遗产的最主要载体，如当时的鲁迅、胡适、顾颉刚等人开设的传统文史课程，都对开展传统经典教育、传承和整理民族传统人文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传统经典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和解构。诚然，从历史进程变迁和社会发展时期的需要看，我们要充分肯定近代大学对传统经典教育的批判和废除，但并不是说这种文化教育的价值选择没有历史代价的。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进一步激进和非理性，几乎所有的儒家典籍被作为封建糟粕而剔出在大学教育体系之外，传统的文史经典如《论语》、《大学》等一律被束之高阁，无人传授和解读，由此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真实原貌和深厚内涵被遮蔽，也导致了几代中国大学生对传统经典和民族文化的茫然无知或误解、曲解，进而也影响了自20世纪50年代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民众主体文化观念严重退化，对传统文化经典普遍存在陌生感、冷漠感，很少有人愿意去读这些经典，民众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官场抑或学界也普遍存在人际交往的世俗化和粗鄙化现象等，“崇洋媚外”、“厚古薄今”已积淀为一种民族集体的“文化无意识”。美国学者阿特巴赫深刻指出：“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科学与知识的基础以及知识结构在本质上都是西方的，且逐渐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当代所有大学，不管它位于何方，都基于西方模式。”这种崇尚欧美文化的“文化移民”心态必然忽视了民族文化经典教育，削弱了青年学生乃至全体国民的民族认同感，故大学发展和整个中国大文明出现“无根”状态也是必然了。 　　 　　二、意义：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之于大学教育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开始逐渐得到重视，“国学热”、“百家讲坛”重新解读经典古籍等的兴起就是例证，说明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经典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和需求。传统文化经典之于大学教育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辩证的看，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与大学的本质属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契合，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是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得以研究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同时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高地也需要传统文化经典的滋养与支撑。大学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于培养和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应当是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统一的人，是理性、情感与人格协调统一的人，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人。而要实现大学教育这一根本使命，在众多丰富的教育资源中传统文化经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大学应当把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