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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方式变迁及原因分析 　　[摘 要]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对于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不同时期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特点的对比研究，分析在这两个不同时期公民参与范式实现了从革命性到理性化，从动员性到自主化，从意识形态性到现实化的巨大变迁，以及着重分析了这种公民参与方式的变迁的原因，对我国进一步完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共决策；公民参与；变迁；原因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2-0025-03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明确提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决策机制之后，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迅速发展，以公民参与为特征的决策理念和决策模式已经进入到社会的公共领域，并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设的重心。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深入研究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问题，寻求公民参与决策的对策，对于我国决策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动员，公民的参与热情与主体意识增强，参政议政成为普遍的现象。然而，由于我国确立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横向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纵向上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行政体制，决策权力基本上集中在政治精英手中，加上我国传统臣民文化与官僚文化的影响，公民并未能意识到自己的民主权利，而更多的是一种人格依附，与上级是一种命令服从式的关系，这就使这一时期的公民参与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参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出现了一系列违背民主发展的政治事件，使这一时期的公民参与呈现出革命性、动员性、意识形态性的特征。 　　1.革命性的公民参与。“革命”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态和主旋律，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工具性、价值性手段。革命性参与的特点之一是它以大规模群众性、周期性政治???动为参与的基本形式。就其功能而言，它曾为中国社会形态的更替、人民政权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和动力支持。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群众运动，特别是政治性的群众运动，逐渐发生了偏离的倾向，以至被提升为一种无所不能的“法宝”。鲍威尔指出：“群众运动是中国群众参与的主要方式之一。”[1]仅建国初期规模较大的就有“镇反运动”(1950-1953)，“知识分子改造运动”(1951-1952)，“三反”、“五反”运动(1951-1952)，“新三反运动”(1953)，“反对高、饶集团斗争”(1954-1955)，“肃反”运动(1954-1957)，“鸣放运动”(1956)，“反右派斗争”(1957)，“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1959)，“社教运动”(“四清运动”)(1963―1966)，“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等数十起政治运动。[2]并且其规模不断扩大，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有几乎一半以上的人口被卷入“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特点之二是革命性政治参与以对原有的政治秩序、政治格局和政治体制的否定为取向。从维护法制的视角来看，革命型政治参与的发展进程总是有“非法”或“违法”参与和暴力或准暴力参与相伴随。这既体现了革命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也集中反映了人们对“革命”含义的一贯理解。这种政治参与模式对剥削制度而言是必需的，但以此来“变革”革命自身发展结果的新制度则不符合逻辑。特点之三是革命性政治参与以“先破后立”的思维逻辑安排政治运行秩序。“从乱到治”，从“大乱达到大治”被看成是政治发展必然的常态现象。因此，崇尚参与的无序性、自发状态及其所具有的极大冲击力，并以此作为政治跳跃式发展的先决条件便成为革命性政治参与的应有之义。这种革命性的参与给远未成熟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冲击和破坏，从而也对政治参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 　　2.动员性的公民参与。动员性政治参与是指由自上而下强有力的组织系统，通过对公民进行的宣传、灌输与教育来激发人民的政治热情、思想觉悟和参与欲望，并使之投身到政治生活中去。动员性政治参与的产生和应用与公民的未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淡漠、参与技能极其低下的实际是相吻合的。建国后，动员性政治参与在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付诸实施并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动员性政治参与本身的弊端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如长官意志、家长作风、官本位现象、忽视公民权利和利益行为以及唯上、政治依附、参与的被动性和盲目性等等。这种以对公民政治参与自主性的否定为特征的体制性缺陷，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