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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市民社会与商业文明 　　摘要：市民社会从其与政治社会的浑然一体中挣脱与独立出来，离不开工商业与市场的兴起与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也需要市民社会的发育与成形。对于这两者互为表里的相互关系，休谟、斯密、弗格森、詹姆斯-斯图亚特等苏格兰启蒙学者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从政府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私利与公益、财富与德性等层面作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思考与思想启蒙，深刻阐发了以商业与市场为载体与空间的市民社会之独立性与自组织性，并从物质上、政治上、精神上积极讴歌了商业文明。而这些论述，对正在进行社会变革中的我国，有着重要的表示意义。 　　关键词：市民社会；苏格兰启蒙运动；自由；秩序；财富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068-05 　　 　　在时下的学术话语中，有关市民社会的研讨往往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相界分的视角论及政府权力的边界与公民权利的保障。诚然，这是一极为重要且富有理论活力的维度。然而，我们又不能视其为唯一视角，尤其是不能忽视市民社会的经济之维的基础性地位。在这方面，斯密、休谟、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有过很多卓越的论述。重温这些论述，对积极发展市场经济，着力培育市民社会，推进社会的转型的当下中国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再启蒙。 　　在《国富论》中，斯密明确将政治经济学界定为“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并指出其核心目标是“富国裕民”。其个中主要缘由，正如日本学者永井义雄所指出的，民众的启蒙已非时代的课题，因为民众已经比为政者更了解自身的利害关系，实际上可以说启蒙一词的适用对象就是立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的政策业已落后于时代。具体地说，对“政治家”或“立法家”进行思想启蒙，一方面要向他们灌输工商业与市场根植于自由的财富理念，破除干涉主义的迷信；另一方面要向他们申辩在自由的经济体制下，市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完全可以做到自我独立与自我组织，破除自由与秩序水火不容的成见。而这两个方面归根结底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的相互关系。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或者说在政府权力的边界与职能问题上，苏格兰启蒙学者旗帜鲜明，坚决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人为地干预与管制。从他们对重商主义乃至重农主义的批判中，我们能清晰地窥视到这样几点理由： 　　首先，理性不及。斯密说得很透彻，政府没有担当“监督私人产业”、“手旨导私人产业”的能力，“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作到的”。弗格森曾以人口的增长为例，对热衷于干预主义者进行了很尖锐的挖苦，“在人类生活更富足的地方，政治家自以为是他通过奖赏婚姻，诱惑外国人前来居住，并把本国人困在本土，使人口得到了增长。殊不知他就像寓言故事里的苍蝇，为能转动轮子，推动马车而沾沾自喜”。因为，在斯密、弗格森等人看来，干涉主义实质上一种理性的狂热，是哈耶克所言及的理性建构主义。 　　其次，每个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苏格兰启蒙学者基本上都认同斯密这一看法，“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基于这一洞见，斯密在批判国家的限制或奖励政策时反复强调，“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弗格森也是这一理念的坚定信奉者，“重视自由的民族会自觉地寻求一种环境，这一环境使他们得以按自然习性行事，且效果较之国家事务委员会所规划的环境更显著”，“私利较之国家的精心安排更能保护商业和繁荣”。这种立场，在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从这种信念出发对政府的权力边界进行了严格界定，反对政府干涉：“第一种是，所要办的事，若由个人来办会比由政府来办更好一些。”第二种是，“有许多事情，虽然由一些个人来办一股看来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得那样好。但是仍宜让个人来办而不要由政府来办；因为作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练的知识”。“第三种理由也即最有力的理由乃是说，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 　　最后，对统治者之警惕与不信任也是苏格兰启蒙学者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涉的重要原因。休谟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必须把每一个政治家设想为“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