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检查-项目进展详细情况33.doc

福建师范大学课外科技计划项目中期检查北京市档案馆.北京会馆档案史料[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周均美.中国会馆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冯骥才.古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老会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台江区政府.福州双杭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等10余部。论文方面主要有吕作燮北京福建会馆追迹[1]认为凡在京城建有馆舍，用各省及各郡县名义，为旅京同乡集合之所，均为会馆。卢美松《福州双杭志》[2]则指出会馆是由同乡商人在异地成立的组织，可以向同乡提供各种服务。《中国会馆史》[3]认为会馆，一种民间自发性的社会组织，；它以乡土为纽带，以传统优良的道德观、价值观为指导，以相互定期与不定期的聚会、娱乐以及彼此的互律为活动方式。宫苏艺《会馆保护开辟新思路》[4]指出会馆是同乡人在异乡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的自卫、自律、自治的民间社会组织。何炳棣[5]提出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通向所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杂谈会馆与会所》[6]认为会馆是中国古代城市中一种独特的公共建筑，同祠堂一起并列称为我国具有特殊功能和特殊性格的两类古建，其形制和艺术表现都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民俗性。寺田隆信[7]则指出有人认为会馆可以是同乡组织，但也可以是同行组织，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象征，商人在会馆设置中有重要作用，甚至试馆亦然。 总结以上学者的观点，本文对会馆的定义为：会馆是寓居客地的同乡商人为保障自身利益、增强竞争实力自发组织起来民间组织，按照一定的组织准则运行，为成员提供联谊、娱乐、资源共享等平台，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改变的社会组织。 二、会馆的起源 关于会馆的起源有吕作燮[8][9]进一步指出会馆的出现，大体可上溯到明永乐年间。会馆在永乐年间出现，绝非偶然，其主要萌生动因，源于永乐十三年，明政府决定将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地点，由南京正式迁往新都北京。《杂谈会馆与会所》[1]提出会馆产生于人口流动的需求。最初，客居京城的各省同乡以捐赠或集资购买宅院的方式在京城设立会馆，以解决本籍人进京的食宿问题。《中国会馆史》[2]指出，会馆是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它不仅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亦与明清科举制度、人口流动相伴随。 会馆的起源不是偶然，是历史的必然。它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和当时的政治文化相联系，顺应时代需要而差生。而会馆的兴盛一方面是商人们的极力提倡，更重要的是它得到领导阶层的认可，因为它能为领导阶层服务，所以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与全国各地，扮演着时代重要角色。 三、会馆历史上的功能 李宁、崔婧媛[3]认为会馆在功能上不仅仅是为了给本省举子提供的食宿，这只是会馆功能的一个末端枝节。更重要的是在异乡建立起来的会馆给予游子精神上的抚慰作用远超过其具体的食宿功能。《会馆——失落的城市文化》[4]指出清代以至民国的北京南城是一个五方杂处，热闹非凡的区域。全国各地进京的人员货物，都在这里集散，这里不但汇集了全国的人才精英，也汇集了全国的物产精华，更汇集了种种地方文化，会馆便是这些地方输出的中转站和大本营。邓绍根《北京福建会馆追迹》[5]提到首先，福建会馆是闽籍旅京人士的寓居、娱乐场所。其次，福建会馆还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及医疗活动的实践场所。再次，福建会馆积极发动寓京闽籍人士参与家乡及国家事务管理，成为京闽政治联系的桥梁。北京会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会馆文化在移民社会中，促进了客籍之间，客籍与北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整合与协调，会馆文化以会馆为阵地，以籍地为纽带，以一种原区域文化形态在北京再现。罗群《从会馆、行帮到商会——论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发展与嬗变》[6]则认为会馆的建立，使单个的商人互相之间有了一个沟通和互助的场所，而且也使得他们以前各自作为个体与社会外界发生联系而转变成还可以由会馆作为一个共同的整体对外进行交往，客观上大大提高了商人和商人资本的交际和生存能力，使商人和商人资本得以通过这种组织组成自身的团队力量并且从这种力量的实现中获得自身的利益。 会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有娱乐、联谊、商业、文化教育等多种多样的功能。总结会馆的功能，可以从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整合的关系中看出会馆的诸多作用。当然，特定的事物应该放在特定的时代进行研究，或许会馆的诸多功能在今天已经消失，但我们仍应注意到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功能。 四、会馆定位与历史启示 《会馆》[7]中对会馆的社会角色定位是： (一)会馆是明清以来社会发展进步中涌现出来的特殊群体活动。 (二)会馆是明清以来以乡情乡谊、地缘文化为纽带，以利润分享为杠杆，以利权维护与风险共担为凝聚的社会自治性组织。 (三)会馆是官绅、商人、移民群体，收集与传播政治、经济、文化相关信息的最佳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