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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 张文木 　今天我主要谈的是国家发展与国家战略能力问题。一共谈七个问题。?　　一、人民支持是国家战略能力生长的基础　　本质上说，国家战略能力是从实践，尤其是从残酷的实践环境而非鲜花美酒和书斋中成长起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最早在中国推行拉美模式的人。拉美模式的特点是依赖外国资本，通过官僚体制把外国资本引入国内，然后牺牲工农的利益满足已给国际资本让渡了巨额利益的国内资本，发展官僚阶层和所谓的精英阶层，使他们从买办利益中获得财富，结果是越发展国家越贫困，工农损失越大，最后工农纷纷破产，许多人走向反对以蒋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的道路。当时人们认为受三座大山压迫，是蒋家王朝体制不行。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重视农民问题，但蒋介石后来在农民问题上反水了，他转变为大力支持地主和官僚买办阶层，原因是他的政权建立在乡绅的基础上，还有另外一些基础是海外的资本。自从蒋介石背叛工农，他就失去了北伐时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能力。　　国共分裂，共产党和最基层的农民结合，这使共产党获得远比国民党深厚的成长基础。上世纪20年代初，共产党本无意挑战国民党，只是想跟着国民党先实现资本主义以后再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那时候也特别书生气，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多是做学问出身的，多数没见过流血，一见血就犯晕。陈独秀等都整天忙着到处谈判。蒋介石“四?一二”杀戒一开，共产党才清醒过来，才知道政治是带血醒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带刀子的。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就上了井冈山，决心抓武装，说这个世界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在这方面蒋介石是共产党的先生。　　进山以后毛泽东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不光给农民喊口号，还给农民送土地。他走到哪里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于是不愿失地的农民愿意跟共产党打天下。后来，共产党走到哪里，就开展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大家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为建成美好的明天，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如果我们将同期的印度与中国作一比较，就更应当感谢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更能明白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下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印度尼赫鲁当了总理后，他拒绝社会革命，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共同进入一个新世界，结果是，即使到现在印度的发展也为庞大的私有制所累。印度的基础设施极差，铁路、公路等设施非常陈旧，因为生产资料是私有的，到处是大地主，而农民多被高利贷所困扰，农民没有投资能力，农业没有发展的潜力，国家的发展也就因此没有动力。中国1952年土改成功后，就将印度抛在后面；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印度再次落伍于中国。印度从1950年至2003年的外贸只有两年的几亿卢比的顺差，其它年份都是逆差，其经济对外形成绝对依赖型关系。现在有人说印度是软件大国，实际上印度发展的都是儿童玩具电子之类的电子产品，而核心生产力和战略电子产业还是相当落后的。战略电子产业出口从1997年到2000年这3年每年分别只有一亿卢比的收益。　　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化为一体。土地到了国家手中，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这对刚起步的第三世界国家非常重要。当时，国家要修一条公路，生产队马上让地，这条路就过去了。我们把基础设施建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我们的国家也基本上成为一个国民经济统一的国家。可以说，没有毛泽东领导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我们的许多高速公路，更遑论今天的青藏铁路，仍会像今天的印度那样，因产权问题长期被搁置在图纸上。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经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富强了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国家战略能力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正在一步一步地提高。 　　二、大国间的博弈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　　中国在世界上曾拥有中世纪文明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有资料显示，在1700年的时候，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占23.1%，日本占4.5%，欧洲占23.3%，美国几乎是0。到了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2.4%，日本下降为3%，欧洲为26.6%。1700—18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世界上也是最快的，中国为0.85%，欧洲为0.68%，日本最低为0.21%。这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此后厄运接踵而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日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占世界的13%和2.5%，可到1895年中国却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了。到19世纪末，中国人一下子成了“东亚病夫”。　　当时欧洲较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布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即“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欧洲国内两极分化，并由此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此，这些国家必须对于国内的穷人这部分有所弥补。但国家既要保证资本的效率，又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