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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孝文化的现代思考 201352501305 法131-1班 郭玉亭 （一）古人对孝的认识 《说文解字》对孝如此诠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从子，子承老也”。可见，孝字写的就是老人与子女的关系，要求子女对父母尽心奉养并顺从。 《论语》中有一段经典的诸弟子向孔子问孝的记叙。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以为孝乎。”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倡导的孝，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供养与优先，更是一种精神上对父母的崇敬与感恩，要求对待父母要和颜悦色，物质生活上以父母优先，对父母的意愿全部顺从、接受，使父母保持心情愉悦，关心父母身体健康等。 百善孝为先，古代有卖身葬父的董永、扇枕温衾的黄香、哭竹生笋的孟宗等太多太多感天动地的孝子。孝道可谓神深深融入古人的骨髓，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二）中国古代有关孝的法律规定 中国古代的法律跟封建伦理纲常紧密结合，而作为百善之先的孝在中国古代立法中地位不凡，成为古代帝王维护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服从并服务于封建君主专制体系。 自“夏传子，家天下”，到西周宗法制的确立，再到封建社会的不断演进，孝字的规范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宗族内部，而是从法律上上升到了一个与皇权统治息息相关的政治高度。《论语·学而》中提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可见，古人认为如果一个人对长辈十分孝顺，那么他对君主也会忠心，极少有忤逆犯上的，从而更不会有作乱谋反的。这种忠孝结合的思想在历代法律中均有所体现，较典型的有： 西周确定宗法制，家国自此一体，并将以父为首、孝为核心的“亲亲”原则在《周礼》中以基本原则的形式确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之下，孝道是宗法伦理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宗法体制中最核心的内容。“不孝”罪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为严重的犯罪，被视为“元恶大憝”，处以最重刑罚。 汉代统治者将“齐家”看成是“治国”的前提。汉时将“亲亲得相首匿”作为主要的定罪量刑原则，并为此后封建法典所继承。汉律有“不孝”罪，规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殴打了父母皆处死刑，殴死父母要枭首，杀父母者以大逆论，处腰斩，甚至居父母丧期间与人通奸也要处死刑。忠孝结合的思想在汉代选官制度中亦得到了充分体现。汉代选官实行察举制，孝廉是最为重要的考察标准。同时，汉代为了提倡孝道，还专门设立了奖项来奖励孝悌之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魏律》规定：“夫无刑之罪，莫大于不孝”，《晋律》有“不孝弃于市”，《北齐律》将“不孝”罪列入“重罪十条”，《北魏律》将“害其亲者”视为大逆之重。准五服以治罪与留养制度也在这一时期确立，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又一具体体现。 《唐律》规定了“十恶”，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恶逆”、“不孝”等罪名均在“十恶”系列，其中以殴打、谋杀尊长亲属的“恶逆”罪为最重。 中国古代法律礼法结合特征明显，封建统治者注重以规范封建伦理纲常来维护皇权统治，孝法律文化色彩浓重。 （三）现代社会人们对孝的态度及立法现状 在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民众普遍认为中国古人被封建伦理纲常禁锢了思想，其所谓的孝乃是愚孝，不值得提倡。学会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这点毋庸置疑，但是这种思想如今却渐渐地变了味道，孝文化似乎被人们渐渐淡忘、抛弃了。 曾经有这么一个震惊全国的案例。杨丽娟，甘肃省兰州市女子，从16岁开始痴迷香港歌手刘德华，此后辍学开始疯狂追星。杨丽娟的父母劝阻无效后，卖房甚至卖肾以筹资供她多次赴港及赴京寻见刘德华。2007年3月22日，曾经赴香港参与刘德华歌友会，实现生平夙愿，跟偶像合照。不过，其父最后由于杨丽娟的“追星”行为而跳海身亡。我无法理解杨丽娟的行为，居然可以不孝到对一个外人痴迷到不顾一切甚至逼死生父的地步，想必这肯定也和其父母对其平时的溺爱有关。这个案例若是放在古代，肯定是不孝重罪，处以死刑。而现今法律对类似事件的惩戒却是困难重重，父母对子女的无限包容成为对不孝违法惩戒落实的一大难题。 我国自1996年8月29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婚姻法》、《继承法》中均有对孝敬老人的规定，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来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此外，情节严重的不孝行为可违反《刑法》中规定的遗弃罪、虐待罪，构成犯罪。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老年人遭子女遗弃、虐待以及因客观原因不能老有所养的问题时有发生，甚至父母与子女对簿公堂的事情也不足为奇。老年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