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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法律制度 夏代的监狱称为“圜土” （08，填空，3）；禹刑（05，名解，1） ： “禹刑” ，是夏代法律的总称、泛称。《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这里所说的禹刑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而是泛指夏代的法律与刑罚。 “汤刑” （08，名解，2）： 《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这里所说的“汤刑” ，是商代法律的总称，泛指商代的法律法令和刑罚。 “汤刑”也不是一部成文的法典。兄终弟及：是商代继承王位的制度。商代王位的继承是传弟与传子继承并用的制度，传弟一般按年龄长幼依次继承。兄终弟继，传子有传兄之子、传弟之子和传嫡子几种。商代后期，传嫡子为王制渐为流行。 （03，判断，3） 三刺（07，判断，2）： “三刺”也是中国古代法制（西周时期）的一项重要司法程序。举凡重大疑难案件，都要经过这个程序，即“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 。也就是说凡是重大疑难案件，首先要交给群臣讨论，群臣讨论后尚不能决定，再交给群吏讨论，若还不能决定，就交给所有国人讨论。该制度是“明德慎罚”思想再司法实践中的体现。 西周五刑（07，名解，2）:即墨、劓、剕、宫、大辟等五刑. 西周礼刑关系的主要内容（07，简答，3）:一般认为，礼的很多规范实质上具有法律甚至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刑是西周法的基本形式，用来惩治和防止犯罪。礼与刑是西周法的基本组成部分。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凡是礼所不容的，就是刑所禁止的：凡是合于礼的，也必然是刑所不禁的。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入刑，相为表里” 。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概括而言，礼刑一般关系是这样的， “礼”与“刑”是西周法律体系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当时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 “礼”是一种积极的规范，即正面地、积极地规范人们，要求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刑” 是同“礼”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多指刑法和刑罚，处于消极被动状态，是对于—切违背礼行为进行的处罚。凡是礼所禁止的，亦为刑所不容，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 ， “出礼入刑” 。 西周婚姻“六礼” （08，不定，11）（04，不定，1）（03，论述，2）: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西周借贷契约采用（06，不定，1）（06，不定，3）:一种称为“质剂” ，是买卖关系的；一种称为“博别” ，是借贷关系的。 西周将故意犯罪称为（06，填空，1）:“眚”是指过失犯罪， “非眚”既是故意犯罪。 周穆王时，为革新政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在法律方面命令吕侯作“吕刑” 。 （05，不定，11）（03， 单，9） 民事刑事案件的区分（04，判断，1）:民事案件称为 “讼” ，刑事案件称为“狱” 。 “七去三不去” （03，论述，2）:所谓“七出” ，《大戴礼记·本命》记载： “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 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所谓“三不去” ，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 “有所取无所归” 、 “与更三年丧” 、 “前贫贱后富贵”. 第二章 秦代法律制度 秦代皇帝的命令称为制与诏， “制”是口头命令， “诏”是书面命令。 （05，填空，1） “公室告”和“非公室告” （04，填空，1）:《秦律》：“贼杀伤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擅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即父母对儿女盗窃自己财产的行为提出控告，儿子对父母，奴妾对主人肆意加诸自己的刑罚提出控告，为“非公室告” ，凡属“非公室告”官府不予受理。而控告他人的贼、盗行为属于“公室告” ，官府予以受理。庭行事，决事比（05，判断，3）:廷行事：是秦朝的法律形式之一，是司法审判的成例。廷行事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已成为律文之外可以援引的成例。决事比：是汉代的法律形式之一。 “比谓类似。 ”即可以用来比照断案的典型判例。汉朝广泛采用判例断案， “比”能补充律令之不足，对维护封建统治更具有灵活性，但也为司法官吏破坏法制提供了方便条件。 第三章 汉代法律制度 汉文帝、汉景帝的刑制改革废除的肉刑是劓、鯨（08，不定，12）; 西汉武帝时期制定的汉律包括（08，不定，13）:西汉立法活动频繁，除《九章律》外，还有《傍章律》、 《越宫律》、《朝律》等; 汉《九章律》增加的三篇不包括《兴》 （06，判断，1） （07，不定，12）:《九章律》在原秦律六篇《盗律》 、 《贼律》 、 《囚律》 、 《捕律》 、 《杂律》 、 《具律》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 、 《兴律》 、 《厩律》三篇，形成九篇体例; “左官”罪（05，判断，1）:汉武帝时规定，不准诸侯私自选任官吏，凡官吏违反法令私自到诸侯国任官的，就构成“左官罪” 。 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重罪十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