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化视域下三国演义序跋透视.docVIP

明清文化视域下的《三国演义》序跋透视 温庆新 内容提要 明代中期的《三国演义》序跋者首先为《三国演义》的流传正名，突出《三国演义》“羽翼信史”的伦理道德教化功用。明代后期、清初的序跋刻意探讨的是《三国演义》的艺术特征；清中期的序跋已注意到“演义”与史实是两个不同层面，对历史演义的文体特征有了深入认识；清代中后期的序跋关注的重点集中于《三国演义》与小说之关系；受近代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近人王大错甚至将《三国演义》的解读与时代背景及政治需求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 《三国演义》 序跋 反理学 心学 经学致用 道德教化 艺术特征 《三国演义》版本纷繁众多，各版本所刊载的序跋既是我们研究《三国演义》传播的重要资料，也是古代小说理论的重要文献。据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统计，现存《三国演义》的序跋约有26篇。全面地把握这些资料，并将其置于明清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社会矛盾及社会思潮中加以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各个时期的序跋者对《三国演义》的认识程度，也有助于我们把握这种认识产生的原因，便于从宏观上对这种认识变化进行理性把握。由于明、清两代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极不一样，对明、清两代序跋者产生了不同影响。因此，本文拟分两节对《三国演义》明清两代序跋分别加以梳理，以明所以。识者正之。 一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清讲史部》（卷二）云《三国演义》“此书刊本甚多。今所知见明刊本已不下二十余种。”[1]现存最早刊本为明嘉靖壬午（1522）刊大字本，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序，又有嘉靖壬午关中修髯子引。此本可能非《三国演义》之祖本[2]。但从版本的特征看，当属早期刻本。因此，从庸愚子、修髯子两篇序言的论述，可大致窥探时人于《三国演义》流行之初对其的大体认识。但凡一部通俗小说流行之初，序跋者每每为其“正名”，使其得以名正言顺广流开传，几成通则。如天都外臣《水浒传序》盛赞施耐庵：“纪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染易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纪。”对有人将其当作“近于诲盗”，他辩解道：“息庵居士叙《艳异编》，岂为诲淫乎?《庄子·盗跖》，愤俗之情；仲尼删诗，偏存郑卫。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3](p1462-1464)在天都外臣看来，儒、史尚存民间低俗之事。这就为《水浒传》的存在，通过与正史的挂钩作了合理而正当的辨正。又如，康熙时高衍首为《聊斋志异》作序，先引据儒家经典，从教化意图着眼，辨明“异”存在之合理性：“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异之为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3](p135-137)作为通俗“讲史”类的早期作品，《三国演义》序跋者首要任务是保证其正常传播，因此为其正名，颇显急切与必要。欲先正名，必先准确定位，显然庸愚子、修髯子已意识到此点的重要。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罗贯中“考诸国史”，“留心损益”，因“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3](p887)；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更是直接标明《三国演义》能“稗益风教广且大焉”，可“羽翼信史”[3](p888)。他们都认为《三国演义》“羽翼信史”，近乎史著，恰当地把握了演义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为《三国演义》的流传做了恰当解说与宣传。在通俗小说流行前夕为其正名之通则，是通俗小说得以流传的保证，它反映士大夫阶层对民间文艺认识态度及看法在儒教许可范围内的转变。 有研究者指出，庸愚子虽注意到“通俗演义作为大众文化形式或文学形式的实际社会价值”，“但他并没有能够完全放弃儒家正统的历史观念和传统的小说观念，他对‘以野史作为评话’评价不高已经说明了问题”，又评修氏之序云：“无不动情地说：‘于戏！牛溲马勃，良医所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载？’但‘羽翼信史’的定位，使稗官小说至多只能成为‘二等公民’，而‘牛溲马勃’之喻，实在不比‘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传统小说观念高明多少。”[4]p466-467这样的论述，系论者未注意到作序跋者的首要目的。虽说庸愚子的小说观念确不比当时人高明多少，但将小说依附于正史，寻求小说的正当地位，则自古而然。从正史与小说（即“小道”）的关系看，小说的出现与盛行，很大程度上是由正史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史家为统治者服务，不合伦理纲常之事件，即使重大到左右历史进程，则以略书处理，更何况细小末节之事！史官的态度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也有相当大影响，前四史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旧史遗文”与“稗官野史”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历来受正统史家鄙薄，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它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合理的一面。因此，在庸愚子他们看来，具有这两种性质的《三国演义》“亦庶几乎史”、“羽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