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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看和谐村庄的构建 ——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创新基层民主治理能力的案例分析浙江省是我国经济发达省份之一，其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与之相对比反差较大的是，人们对浙江省的政治发展状况却关注不够。虽然说，近年来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也受到学界的大量研究，但从总体上看，对浙江基层民主法治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面上比较窄。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省份，在发展过程中肯定有大量利益冲突现象存在，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这正是和谐社会构建所着力要解决的问题。出于这种考虑，同时也是为完成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委托课题，笔者于2006年8月28号至9月20号对浙江部分市区进行了深入调研，在调研中发现，浙江人不仅善于发展经济，同时也在政治发展方面做出了大量创新，其中武义县构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本文试图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深入剖析其动因、过程与意义，并指出进一步完善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 一、现行村民自治运行机制的病理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序幕的。为适应这一新生产方式，村民自治作为一项重大政治制度与管理方式以立法的方式得到了国家认可，并在广大农村全面实施。从1988年开始试行（1998年则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算起，村民自治已经近二十年了。村民自治，概括说来即是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方式来自主决策本村重大事务，促进村庄发展，实现村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通过多年的实践与摸索，村民自治基本上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与理解，村民的民主意识大大增强，在村民自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村庄社会稳定、物质与精神面貌都得到长足发展。在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环节上，民主选举是日益规范，成效最为显著。以前，村官名为选举，实则由乡镇划定，通过村民选举会时只是走过场；现在选举竞选的实质成份增加了，这体现在报名、公示、竞选演说、投票、计票等各环节上。当然也不排除在有的地方仍由乡镇划定、村民冷漠、或由家族等势力干预，导致选举异化。 尽管民主选举方面也存在重重问题，然而，现在村民自治的最重要问题却是后三个民主环节的缺失，使得整个村级民主成为一种“半拉子民主”。在这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被人为割裂了，由于事实上绝大多数村庄不存在真正的民主监督，使得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成为一句空话，往往是村里重大事务都由村长或村支书等少数人说了算。这样，在一些集体经济比较强大的村庄，村官们手头可支配的利益资源相当丰厚，从而导致人们对村官选举的热情空前高涨，反而影响民主选举的正常运行，各种难以界定的贿选大行其道，而现行法律又存在很多漏洞，对它难以有效制约。 当前在绝大多数村庄，实质性民主监督是有名无实。从村务公开来看，它被当作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可是这些公开属于假公开、半公开、应付检查公开。本来在一个村庄这样的熟人社会里，可以说所有的村务都应当公开，但是现在“什么应当公开、什么不应当公开”的固定思维仍在影响绝大多数村干部，甚至是政府的相关指导职能部门。有时即使公开，村民们绝大多数也不知道是否合理。从村民理财小组与村务监督小组来看，由于在很多地方受到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主要干部的制肘，它们也只是一个摆设。 造成民主监督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原因却是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现行村级组织体系的制度规定不尽完善，对村级公共权力的设置缺少科学配置。首先，根据我国现行相关法规，村级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是村里最高权力机构，其产生的村委会相当于村级行政机构。从理论上讲，村民有权罢免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村官，但是罢免程序往往难以启动并罢免成功[1]，这样形成村官上台容易下台难的局面。其次，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委员会关系复杂，村党支部的存在，对于制约村级权力滥用来说，既非必要条件又非充分条件。由于 “领导核心”与“自治主体”界定之难，现实中村委会与村党支部都有权对村里重大事务做出决策。无论哪一方处于强势状态，都有可能滥用权力，甚至二方合谋起来。再次，对于村务监督小组或理财小组，其人事权限容易受村二委的左右。 第二，“上级”如乡镇及县政府的不理解与不支持。一是很多县和乡镇仍然把村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习惯于支配与命令，对村民自治选举村官有可能脱离自己控制表示担心，对搞村里民主监督更是狐疑不决，认为会更加使本级政府工作难以开展。当然这里有深层的政治体制问题，如乡镇自身职能不健全，省县却把很多任务全摞在乡镇，乡镇政府无力承担只好试图支配控制村委会。二是，国家公职干部有利益受损。例如，由于村级管理不规范，监督缺失，很多乡镇干部常常有事无事借各种名义到村里“蹭饭”，钓鱼、打牌，甚至于要求报销各种发票。加强民主监督，无异于堵死这条财路，直接导致乡镇干部的不支持。这就涉及到乡镇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