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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驿站长》中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摘 要:《驿站长》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开山之作,普希金成
功地塑造了19 世纪30 年代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 “小人物”。此后,俄国现
实主义的作家们竞相将这一主题发挥到极致。本文试通过对作品的艺术手法的
探究来揭示其其中的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
关键词:现实主义; 典型性; 人民性; 悲剧性; 浪漫主义;职称论文
19 世纪 30 年代,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作为反映现实,
描写现实的文学,它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的俄罗斯文学特有的色彩:反映现
实,揭露社会矛盾,洞察人性,以期引导和改造社会成为俄国历代作家的光荣
使命。正因为此,在19 世纪,俄国文学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时代”并最终跻身
世界伟大文学之列。普希金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中已经成
功地反映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特征和艺术要求。
一,典型性
典型性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巴尔扎克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
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物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典型是类的样本”[1]。。不仅人物有典型问题,环境也有典型问题。
“连续二十年,我走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差不多所有的驿道我都知道,好
几代的车夫我都熟悉,很少有驿站长我不面熟;很少有驿站长我不曾跟他们打
过交道。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所积累的饶有趣味的旅途见闻能够问世。”[2]
通过这段抒情议论,作者高度概括了像驿站长这样的下层人民在俄国不计其数,
而作者对他的典型化塑造,有利于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激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在第一次到达驿站时,映入“我”眼帘的是“有那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布幔帐
的床”,通过这个典型环境可以看出,维林和女儿冬妮娅过着安详和幸福的生
活,而此时的主人公维林也“五十来岁”,但“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绿
色长礼服上用褪色的绶带挂着三枚奖章”, “这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了
她给我的印象,她垂下了浅蓝色的大眼睛。我开始同她说话,她很大方地回答
我,像个见过世面的姑娘”通过对父女俩形象的描绘,可以看出,父亲为有人
见人爱的女儿而如沐春风,而年幼的冬妮娅虽然美丽动人,但其长期所处的环
境把她过早地催化成一个性心理早熟的姑娘,俨然失去了十四五岁少女该有的
那种纯真,在此作者除了对冬妮娅以后生活道路的选择做了铺垫以外,还暗暗
地谴责了那个可恶的社会。
在与父女依依惜别之后的若干年,“我”又由命运带到了这所驿站,当我重新
踏进房间时,“桌子和床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窗台上已经没有花,四周的
一切都显出破败和无人照管的景象”今昔对比如此强烈怎使人不心生悬念:究
竟发生了什么?而看到驿站长“花白的头发,望着他那好久没刮胡子的脸上深
深的皱纹,望着他那驼背”─——不能不感到惊奇,怎么三四年的工夫竟会把
一个精力旺盛的汉子变成一个衰弱的老头。。在通过维林的讲述,我们身临其
境,仿佛亲眼看到了爱女被拐,寻女被驱单位整个过程。
而“我”第三次故地重游又是过了许久之后,此时的驿站已经是物是人非事事
休,而“我”也几乎要欲语泪先流了。 “四周光秃秃的,毫无遮拦,满眼都是
木头十字架,没有一棵小树遮荫。有生以来我不曾见过这样凄凉的墓地”这是
可怜的维林艰辛一生的最后归宿,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典型的俄国下层小人物的
悲惨一生,激起了读者的无限悲悯和同情,达到了悲剧的艺术目的。
二,人民性
一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作家们从不间断地描写俄国社会现实,反
映俄国人民疾苦的苦难史。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文学要表现人民的生活,
人民的愿望。真实地反映出人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他们的贫穷和烦忧,同时也
要正确表达出人民的美好和力量。”[2]作为贵族出身的普希金能够在19 世纪
30 年代抛弃其阶级的局限而与普通大众站在一起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这也成为
他是俄国现实主义奠基人的有力凭证。他的作品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俄
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民性。
他的创作已全然不同于18 世纪罗蒙诺索夫式的对沙皇统治者的颂歌式的赞扬,
更不同于卡拉姆辛在《苦命的丽莎》中感伤的叹息,而是积极地暴露了身处底
层的维林被损害和被侮辱的苦难境遇。但由于普希金所处的时代还不是俄国最
黑暗恐怖的阶段,所以维林悲剧性的人生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性格中的缺陷。
作品中的人民性不光体现在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更重要的是整
部作品中深深浸透着作者对小人物的悲悯和同情,充满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如借“我”在省长的晚宴上受到了仆人的冷遇,和驿站长在接待来往旅客时所
受欺辱的同命相连,呼唤人们对下层小人物要有一颗同情心,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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