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赋税立法司法及征管的特点 财政税收前沿理论课件 新 疆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pptVIP

王夫之曾以“田粮起科”为例说明税额增长之高：“《会典》田粮起科，上田每亩不过七升八合，极矣。乃今南方额派，每亩一石有奇、至二石者”。从《大明会典》成书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到王夫之生活的年代（他生于1619年），这一百多年之间对田粮课税的数额竟然暴涨至原来法定额度的二十五倍以上。 从明代中期开始,即使是在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经济最发达的吴中地区,当地的世代望族也已经在奇重难耐的赋役负担压迫之下濒于破产流亡。归有光在其文集中是这样记载的： “吾外祖兄弟四人,世有淳德,而家最为饶,高闳大第,相望吴淞江之上。外祖于兄弟中最少,而伯祖之子孙,往往有入太学,仕州县者。然在正德之末,并以赋役所困,几至流徙!” 到了明朝末年，明朝的吏治日益腐败，财政危机日益严重，政府除了加征别无他策，根据《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从万历末年到崇祯初年，不过短短十年的时间，仅因直接支应军费而强迫百姓缴纳的赋税额就增加了近十倍，平均每年就暴增一倍。 而这还不是百姓负担的全部，因为除了全国性的“三大晌”（辽饷、剿饷、练饷）加派之外，地方性的加派更是层出不穷，赋税征收已承失控的状态。崇祯十三年给事中孙承泽说： “派之里下者，比比是矣。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 吕维琪描述明末的赋税征收是“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