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有无必要增设公职人员收受礼金罪？.docVIP

刑法有无必要增设公职人员“收受礼金罪”？_刑法论文 话题背景：据《京华时报》报道，9月27日，在北京举办的2014年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陈兴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这一罪名是指如果公职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这条消息被媒体发布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不过，在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官网公布的相关草案中，“收受礼金罪”的条款并未列入。对此，草案说明解释：“考虑到这些问题各方面认识还不一致，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未列入本草案。”尽管如此，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议仍在继续。有人认为，“收受礼金罪”能有效遏制公职人员以礼尚往来名义掩盖受贿行为，是密织法网的客观要求;也有人觉得，增设“收受礼金罪”既无必要，又不具备可操作性，很容易沦为“口号立法”。本刊邀请持不同观点的两位嘉宾——法学学者杨天军和资深检察官曹元新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正方：剑指托词，能有效遏制礼金腐败 反方：多此一举，可修改法条解决难题 主持人：我注意到，前些日子发布的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意见指出，利用节庆及婚丧嫁娶之机收受礼金问题，在多个被巡视地区和单位仍然存在。自中央八项规定发布至今年9月30日，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六万多个，其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收送节礼”的违纪问题发生率排名第四，5000余干部因此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对比这组数据，关于增设“收受礼金罪”的话题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对此，杨老师怎么看? 杨天军：我认为应该增设“收受礼金罪”。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定罪除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外，还必须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在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一些贪官虽然收受了巨额财物，却以“礼尚往来”、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作为抗辩理由，从而逃避刑责。这种制度性缺陷加剧了“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现象的出现。我看过一份资料——2011年，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和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对正在服刑的150名贪官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服刑贪官认为，过年过节收受的购物卡、代金券以及高档烟酒等日用品，都是“礼尚往来”幌子下的受贿行为。倘若能增设“收受礼金罪”，将有助于改变这一现实。11月15日，《新京报》与优数咨询公司联合推出的“京报调查”，曾就此问题访问了1003人，其中有59.3%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增设“收受礼金罪”。 曹元新：我不赞成杨老师的观点。事实上，公职人员收受下属或服务对象的礼金后，大多会为对方谋取利益，收受礼金之举极易转化为受贿行为。对于这一点，即便没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都能想清楚。再者说，公职人员收受礼金又不构成受贿犯罪的，纪检监察部门完全可以依党纪政纪对其做出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处理。其实，这些处分的威慑力，如果执行到位并不亚于刑罚。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增设这项罪名，只需将收受礼金行为纳入受贿罪惩处范围即可。 杨天军：如果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行为都以受贿罪来定罪量刑，势必打击面过大且处理程度过重，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也脱离当今人际关系交往的国情现实。我们要看到，“收受礼金”之所以成了“问题”，就在于一些公职人员可以通过某种借口将受贿行为“合情化”，以规避犯罪。一旦案发，只要公职人员尚未为他人谋取利益，则无法定罪。比如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受贿案，检方原来指控，辽宁天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焦某为与马向东密切关系，通过他人送给马向东50万元。而法院审理后认为，马向东虽然收取了焦某的钱财，但没有为焦某谋取利益，所以不能定为受贿罪。类似情况可以说不胜枚举，因而凸显了增设“收受礼金罪”的现实针对性与必要性。 曹元新：应该看到，“收受礼金”极易转化为“受贿”，其实两者并无本质区别。我很认同刑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的一个观点。他说，在司法实践中，公职人员收取大额礼金，虽然送礼者没有明确请托事项，但只要送礼者和收礼者存在职务上的管理关系，就可以认定为受贿罪。不仅仅是收受礼金，包括接受古玩、字画、性贿赂等不当利益，只要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司法上就应当认定为“受贿”。如果单独设“收受礼金罪”，将破坏受贿罪的逻辑体系——刑法明明已经有受贿罪条款，为什么还要叠床架屋新设一个“收受礼金罪”?我倒是觉得，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行为纳入受贿罪惩处的范围，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主持人：对于收受礼金行为，其实二位都认为应当从法律上予以约束，分歧在于罪名如何归类。有学者认为，基于目前的国情现实，恐怕不宜将收受礼金行为一律入罪，需要有一个入罪底线。我注意到，在关于增设“收受礼金罪”的议论中，也有一些网友提出“收礼与受贿难以区分，这个罪的刑罚标准怎么定、收受多少礼金算犯罪”等疑问。对于这些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