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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比发行地方债更可行 2012年03月17日14:24新华网 字号：T|T 　　近几年来，政府地方债务始终处于舆论的风尖浪口，各界的负面评价远远多于正面肯定。更有学者将其视为中国的“次贷”资产，政府融资平台成了可能释放中国版“次贷危机”的潘多拉之盒，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数专家虽然没有对政府融资平台给予全面的否定，但也依然认为政府融资平台只是旁门左道，像西方国家一样发行地方债券或市政债券才是正道。 　　然而，今天的世界早已过了“西方的东西就是好东西”的时代。在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理性的思考和清醒的认识，不能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如果说，在中国发行地方债券需要翻过一座山的话，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发展只需迈过一道坎，相对前者，鼓励规范性政府融资平台可能更符合我国国情。 　　一、地方债并非“中国版”次贷资产 　　最近，有关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近十几年来，国际上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发源于“表外业务”领域。所谓的“表外业务（Off-Balance Sheet Activities，OB）”，本是指商业银行所从事的、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不记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但能增加银行收益的业务。表外业务是有风险的经营活动，形成银行的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其中一部分还有可能转变为银行的实有资产和实有负债，故通常要求在会计报表的附注中予以揭示。其概念被推广到企业和政府，特指不在企业和政府正常活动范围内，不受严格预算约束，具有风险、对企业和政府整体可能带来明显影响的活动领域。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企业集团下属公司的巨额表外负债大部分是外债，是导致危机的重要诱因。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华尔街投行的表外活动和可算是美国政府表外活动的“两房”（房地美与房利美）资产，也被认为是金融海啸的主因。按此定义，在国家法规严禁地方政府发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的债务基本上可以列入“表外业务”的范畴。以最近几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类推，地方政府债务有可能成为中国“次贷危机”的诱因。 　　应该说，这种担心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2010年，监管层曾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摸底清查，并按还款风险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划分为三类：第一类，项目本身现金流能偿还贷款本息；第二类，项目本身现金流不足需依靠第二还款来源偿还贷款本息；第三类，项目借款主体及担保不合规或贷款本息偿还有严重风险的贷款。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6月末，上述第一类贷款占比27%，抽样检查后，可作为正常项目贷款；第二类贷款约占50%；而第三类贷款占比23%。换句话说，在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形成的债务之中只有不到三成处于完全安全状态。 　　非常不凑巧的是，正当“欧债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同时，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也迎来了持续几年的偿债高峰。按照2011年6月审计署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在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中，从偿债年度看，除去2011年、2012年到期须偿还的占17.17%，2013年-2015年到期偿还的分别占11.37%、9.28%和7.48%，2016年以后到期偿还的占30.21%。再加上平台公司贷款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其贷款抵押品相当一部分是土地使用权，一般可以获得土地估价60%-80%的贷款。在史上最严厉宏观调控下，土地市场低迷，流标现象明显增多，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信息中心监测显示，2011年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9052.3亿元，同比减少11%。这一切不禁让人对地方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产生了更多的担心。 　　理论上讲，由于银行和地方财政在较大程度已经被地方融资平台捆绑在了一起，一旦地方融资平台无法支付到期债务或贷款本息，地方政府将承担最终偿付义务，政府的或有负债将转变成直接负债，公司债务风险也就相应转变为财政风险。如果政府因财政困难也不能履行偿债义务的话，银行就将相应地出现大量的呆坏账。财政风险因而将演变为金融风险，进而就可能像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扩张为全局性经济危机。 　　然而幸运的是，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属于“表外业务”，但它既不像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韩国企业表外负债，也不像次贷危机之前华尔街投行的表外活动那样被人们忽视，相反它已经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多次组织了力量对此进行摸底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不至于引发经济与金融危机。2010年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债务余额（共计17.45万亿元）与当年GDP之比为43.8%，没有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另有材料显示，如果不将中央政府计算在内，至2010年底，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也处于安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