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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与社会治理工作的转型 作者：孙辉 教学与研究 2005年03期 社会转型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1](P1)社会转型同一般社会变化不同，其重要特征在于强调社会发展经过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突破原有的社会模式而发生全方位的革命性转变。[2]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调整加快、矛盾冲突甚至激烈冲突增多，就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转型所引致的其他诸多社会领域的变化，也对传统的、由政府（公共部门）包揽一切的矛盾冲突消解模式提出了挑战。如何避免重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经出现过的一面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面是社会矛盾加剧积累，进而引发社会混乱的现象，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转型的社会呼唤着社会治理工作的转型：在坚持协调、全面、可持续这一正确的发展观的同时，运用社会化的思路，发挥好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在消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构建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一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已经并仍将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如：(1)城市改造和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机制建设等的力度不断加大，涉众范围广，利益调整面大，摩擦焦点多；(2)转型期，社会成员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从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社会成员独立思考、自主抉择的自由度增加，主体的内在力量逐步得到发挥；(3)新旧观念的冲突激烈，许多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弱，行为上无所适从，精神上无所寄托，导致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下降；(4)社会主导观念受到冲击，集体主义、整体观念和献身精神有所弱化，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用主义有所加强；等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使各种社会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呈集束多发态势，而且具有利益相关性突出，群体性矛盾增多，对抗性增强，成因复杂，处理的难度增大等许多新的特点。[3]这些矛盾不仅可能“一触即发”，而且兼具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在其发生之前，大多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目前存在的诸如腐败问题、农民工问题、干部作风问题、征地吸劳养老问题、动拆迁安置、拖欠工资和养老金，乃至军转干安置问题等等，不解决或拖延解决，就可能突破某个临界点，演变成突发性事件，以致于无法控制，引发社会动乱。但这些矛盾的解决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它们不仅具有上面所提到的特点，而且还往往是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相互影响，经济矛盾、认识矛盾、意识形态等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矛盾网络。特别是一些群体性事件还呈现出组织化、涉外化倾向，往往是较多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处置的难度。 计划经济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资源基本由公共部门所掌握，社会矛盾也主要并且能够通过各种体制内资源（注：本文把拥有公共权力资源的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称为“体制内资源”；与之对应，把市场营利组织，以及各种非营利、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居民个人归入体制外资源。）——公共部门来消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成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非但不愿承担化解矛盾这一社会职能，而且可能受利益驱动，成为矛盾主体一方。同时，社会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虽然基层党组织、各级政府部门、政法部门等体制内资源仍然是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稳定这一公共产品的主体，但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再加上矛盾数量的增多和特点的变化，这些体制内资源在面对当前的社会矛盾时，也表现出某种不适应性。面对各种因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解决的根本之道也就在于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二 在现代文明社会，古代的如中国民间社会的“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犹太民族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直接的并带有浓烈的“同态复仇”色彩的纠纷解决方式已基本被摒弃，而代之以通过诉诸于“第三方”这种间接性方式来解决。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的“第三方”可以是体制内的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公共部门，也可以是各种体制外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第三部门组织。 但就当下的中国而言，社会矛盾的解决还主要限于各种体制内资源：一是诉诸于党和政府部门的协调；二是诉诸于司法机关的裁判（即诉讼）。 而要根本解决伴随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必须进行矛盾化解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在发挥好基层党组织、行政部门、司法机关等体制内资源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充分调动好第三部门这种体制外的力量，实现转型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