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资源倾斜政策结题的报告书.docVIP

公共教育资源向经济薄弱地区及学校倾斜政策 与实施策略研究 结 题 报 告 课题主持人：徐金城 1．课题研究的时代背景 教育事业对推动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教育资源尤其是公共教育资源的科学、合理地配置，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化的大社会背景下，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成为我国的当下教育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并日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如城乡学生受教育机会不均、教育资金分配不等、师资力量分配不均、重点高校招生指标有限及教育腐败等。造成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原因主要表现为: (1)“城市优先”思维。传统的城市优先思维长期萦绕于中国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成为导致教育机会的城乡失衡的主要因素。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社会各项教育投资是5 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为77%,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劣势,导致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此外,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一所“一流高等学府”,上亿财政拨款将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甚至要通过农民集资的方式解决。数据显示,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以1993年为例,内地城乡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差距为1.9倍,贵州省内城乡之间教育经费差距为3倍,而上海市与安徽农村之间教育经费差距达7倍;在初中阶段,内地城乡整体教育经费差距为2倍,贵州省内城乡之间教育经费差距达到4.2倍,而北京市与贵州省农村之间教育经费差距则达到10倍。1999年,上述教育经费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其中小学和初中阶段城乡整体差距均扩大到3.1倍,小学阶段最大差距达11倍(上海市3 556.9元,贵州省农村323.6元),初中阶段最大差距达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省农村16.7元)。在人口大省河南,这种差距也异常惊人在小学阶段,郑州市预算内教育经费为全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最低的滑县农村的14.7倍;在初中阶段,新乡市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2000年之后,由于向农民收取教育集资的行为受到限制,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更加紧张,差距仍然没有缩小,甚至是再度拉大了。 (2)二元教育制度。缺乏科学公正的教育制度带来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并伴生着教育政策和规则的不公,必然引起诸多结果上的不公平。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失衡。调查显示,近年学历越高的人群,城乡差距越大。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结果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17.8%。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其次是重点大学招生指标分配的不公平。最高学府本应公正地向各地学子敞开大门,但现实是,落后地区的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其付出远远多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孩子,而且重点高校招生指标对各省区都有名额限制。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而上海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则明确表示:“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校长坦言,高校招生在一定程度上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生源。但民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不久前的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分配不公平,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对此,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3)政策偏差资源配置失衡。我国当前教育制度的缺陷还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二元教育制度的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割裂“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院校和普通学校的两极世界。城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机会不均等,是最重要的教育国情之一。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制度性原因。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