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入制度代替户籍制度.doc

以“准入制度”代替户籍制度 ——农民工身份转变的新探索 　　摘要：随着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充分暴露了农民工进行职业和身份转化的制度性约束和身份性困境。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入，这样的困境和约束将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形成重要的制度性困境和现实性障碍。本文提出农民工身份转变的新探索：以“准入制度”代替户籍制度，并论述了实施准入制度代替户籍制度的具体问题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城镇化；转变；准入制度；户籍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趋势。然而，在农民转变为工人、市民的过程中，我国却出现了任何现代化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未出现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的身份群体。从理论上讲，农民工是率先从农民中分化出来、与农村土地保持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且有非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业化从业人员。所以从角色上看他们已经通过职业的非农业化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但是在身份上农民工却是在农村仍然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土地，并与农村保持着紧密联系的农民。农民工这一特殊身份群体充分暴露了农民进行职业和身份转化的制度性约束和身份性困境，随着改革进一步的深入，这样的困境和约束将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形成重要的制度性困境和现实性障碍。 　　从根本上说，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既由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转变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后工业化的社会。根据先进国家的转变历史来看，这个阶段将会是一段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人口将会持续的向城市转移，而且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也需要同城市市民实质性融合，不能停留在“准市民”阶段，需要通过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过程，进入真正的市民阶层。所以说，如果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工——“准市民”长期不能融入城市社会，长期游离于城市和市民之外。那么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必然会受到阻碍，“工业社会，农业国家”的不平衡社会结构形态将无法扭转。因此我们认为：“实现农民工身份转变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具有战略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二、问题的解决 　　针对农民工身份转变问题理论界近年来也有所触及，学者一般认为：农民工进程并转化为市民的主要障碍在于城市管理体制尤其是户籍管理体制的制约，这种管理体制造成了“一国两策”和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这种“井喷”式涌入加上碰到我国下岗职工剧增，这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和城市原有劳动力之间的就业冲突，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之间有一种敌对的情绪存在，这种对抗不但阻碍农民工身份转变的进程，而且在特定条件下很可能会被激化，威胁社会的稳定。基于这种原因的分析学者们提出的观点一般都集中户口、户籍改革的层面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将户口审批制度改为迁徙登记制度，实现迁徙自由、住居自由，这样才能够使农民工获得一定身份，享受一定待遇，解决一定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实现农民工的身份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为此为农民工的国民待遇制定了一个‘路线图’，强调从教育、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社会保障等几个方面逐渐转变农民工的身份转变” ；胡鞍钢教授提出“以户口置换土地”的设想：如果农民工愿意留在城镇工作住居，鼓励他们于农村土地断绝联系，同时给他们城镇户口，让他们享受城镇市民同等待遇和权益。通过这些观点的陈述，农民工身份的转变和农民工城镇化的问题似乎就集中到了户籍制度上了，也就是说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身份转变就能成功，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实际上，农民工的作为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从称谓上可以看出是界于农民和工人（市民）之间的一个社会群体，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几年，甚至几十年，把整个青春都献给了城市的建设，他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都与市民很接近，但是他们被政府制度和社会界定为农民，从而造成了农民工身份转变与角色转换的分离。制度安排的惯性使得改变工作场所和职业内容的农民仍然游离与城市和市民之外，从而造就了现时代中国“农民工”这一特殊身份的群体。针对农民工身份转变和农民工城镇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成因，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笔者提出：现时代的中国农民工的身份转变问题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政府和社会应该为农民工的身份转变提供一个制度空间和现实可行的环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防止一刀切，集体性转变。而是应该先在一些农民工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城市试点“以准入制度代替户籍制度”，然后逐步推行，渐进展开。从而消除农民工身份转变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和政策困境，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三、实施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随着国家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户籍制度的本来功能：证明身份，满足社会管理需要的功能将凸现，同时将逐渐剥离依托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功能，具体来说政府应该改变过去一刀切式的通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