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doc

浅谈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 哈尔滨师范大学 陈 强 [摘要]中国古代应用文体的出现较早，但其应用文之名却很晚才出现。应用文体在中国古代是广泛使用的，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在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细节。历史上关于中国古代应用文体理论的研究和规律性的探求，使古代应用文体的功能指向更加明确。对于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的探讨无疑对于我们今天的应用文写作和教学都是有帮助的。 [关键词]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功用 一、应用文名称的出现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应用文”这一名称出自清代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其中有：“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如果认真推敲刘熙载的用意，便会发现，他的的目的不在于把“应用文”一词作为专门分类的文体概念去解释它的内涵，而是目的在于强调“一切应用之文”的实用性。辞命，本指古使者之间交往应对的言辞，《艺概·文概》中说“文有辞命一体， 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结合这两段论述来看，一是说明，行人出使受命，在具体场合要因时适变，应对要言辞通变。“其用却全在善道”即强调了“用”；二是想通过这样来推导出“一切应用之文”重在实用，强调了实用性特点。 至于刘熙载所讲的，应用文有上行、平行还有下行之分，虽然使用了应用文的名称，却也不能因此认为这就是对这个专门文体概念的界定。因为与现代应用文的概念进行比较，其外延范围比较窄。如果按现代文章学分类的话，划分应用文的种类应该根据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私人应用文和公务应用文两种。文中，刘熙载所说的其实相当于我们今天所指的公文，也正因为这样，才能有上行、平行、下行之分。 “公文”一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早了。目前可查的较早的如《三国志·赵俨传》中有“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再比如《后汉书·刘陶传》中的“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此外还有案犊、文犊、文案、公案等名目，如《唐书·李巷传》：“天资长于吏事，治家亦勾检，案犊簿书如公府。”再如《宋史·梅执礼传》：“文犊山委，率不暇经目。”又比如《南史·彭城王义康传》“性好吏职，锐意文案。”还有《东坡奏议集·辨黄庆基弹勃割子》：“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这句话中的“案”，原指食器， 后指凭几，在这里借用为官府处理公事的文书、成例或相关的狱讼判定等。犊，原指木简书板，在纸张通行使用后把书信称为“尺犊”。在《后汉书·匈奴传》中有：“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犊。”案犊，在古代的诗文作品中也有所提及，例如谢眺《落日怅望》：“情嗜幸非多，案犊偏为寡。”还比如刘禹锡的《陋室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犊之劳形。” 二、古代应用文写作的文体选择 　中国古代文人写作十分重视文体的选择，正所谓“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1] 。其义就是，只有选择正确文体才能在写作时为文合体，也才可能得体。古代应用文体的选择和辨析开始于曹丕，后来经过陆机、挚虞、刘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成为是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2]就是说从文章的基本规律来说是共同的，而不同的文章具体的体裁又不同，各有自己的形式和特点。于是，他进而进而概括出文体的特点：“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2]他的这一理论在古代写作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提出了“本”“末”论，并且能够把本、末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这明显比先秦时期对于文体分类中对于文章的模糊分类要进步了许多。其次，就“末”而言，根据表现形式把不同的常用写作文体的特点总结出来，分为四科八类,称之为“以体论文”。这样一来，古代常用文体的写作研究更加细化，更加注重了不同文体的特点。而这些“科”“类”也主要是指常用的应用文体。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文体的最重要文体选择和分类。 而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的《典论·论文》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不仅对在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提出了自己创造性的见解，同进也对既有的文体进行了比前人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文学作品的体裁，陆机主要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入手。较前人进一步承认了体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体有万殊，物无一量， 纷纭挥霍，形难为状。”[2]他认为，作者的文章所要反映的现实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形态，以及作者本身的主观认识不一，是造成体裁多样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还概括了已有各种文体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