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古代文学】柏红秀：论音乐文化与盛唐王维的接受.docVIP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柏红秀：论音乐文化与盛唐王维的接受 　　 引言 　　 王维是唐代著名的诗人，近年来王维研究的热点之一便是王维的接受研究。但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其明显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对盛唐王维的接受关注极少，二是对唐代王维接受差异原因的解释，往往都聚焦在诗学上，视角的单一使研究很难有新的突破。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彻底理清，第二个问题自然很难有新的进展。有憾于此，本文将重点就盛唐王维的接受作深入考察。 　　 提到盛唐王维的接受，人们不能不关注唐代宗。这不仅因为他贵为帝王的身份以及他对王维“天下文宗”的美誉，而且还因为他道出了王维在盛唐为人们所接受的主要方式。唐代宗对王维诗的论述主要见于《旧唐书·文苑传·王维》和《新唐书·文艺中·王维》，内容大致相似，主要是说他曾在天宝年间诸王宴会上听过王维诗的演唱，登基后仍不能忘怀。正是在他的关注下，王维的文集首次被朝廷辑集。唐代宗后来还就此颁布了《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其中有“诵於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可见，王维的诗篇在唐代宗的心中就是歌辞，而且是具有典范意义的歌辞。由于唐代宗亲历过盛唐，此种评价又发表于登基不久，距离盛唐并不遥远，因而他的评价与盛唐王维的接受历史是一致的。可见，诗篇被选入乐曲中演唱，是王维在盛唐被人们接受的主要方式。关于这点，唐代其他人亦有叙述。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序》言及卢象有“始以章句振起於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於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既然将王维与卢象并提，那么“传贵”于“乐府”的自然也包括王维的诗。事实上，这一方式还贯穿于整个唐代王维的接受。如中唐刘禹锡《与歌者诗》与白居易《对酒诗》载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曾被选入《渭城曲》(亦称为《阳关曲》)中演唱；白居易《听歌六绝句·想夫怜》中注王维《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被选入《想夫怜》中演唱。如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条中亦有“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等。 　　 因此要考察盛唐王维的接受，实际上就是要着力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王维的诗为何会在盛唐被视为歌辞广为传唱。而无论是歌辞还是传唱，都属于音乐文化的范畴，故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盛唐，揭示其音乐文化的特点，进而考察王维与它所形成的密切关系。 　　 一、盛唐音乐文化的主要特点 　　 盛唐音乐以宫廷为中心发展。这与唐玄宗有密切关系。唐玄宗不但酷爱音乐，而且精通音乐，会作曲、表演，甚至还会教授乐工。同时他崇儒任贤，十分注重发挥音乐在治人心、化民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故登基不久便组织朝臣对音乐进行了积极建制，内容包括：修定雅乐的乐章与歌辞、强化太常寺典礼作乐的传统职能、增设教坊与梨园等新的宫廷音乐机构、对民间音乐进行严格的约束等。另外，唐玄宗还大力鼓励皇室成员纵情声乐。《旧唐书·睿宗诸子·皇帝宪》载：“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受其影响，盛唐皇室成员好乐、习乐蔚然成风。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逸文》云：“而诸主贵主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奏曲毕，广有进献。” 　　 这种好乐之风到了盛唐晚期又进一步波及权臣及一般朝臣。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唐玄宗与皇室成员对音乐的热衷，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唐书·礼乐十二》：“帝又好羯鼓，而宁王善吹横笛，达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但从现存史料来看，盛唐前期朝臣好乐之例并不多见。到了盛唐后期，朝廷会派遣或赏赐宫廷乐人给权臣以示恩宠。如唐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王鉷、杨国忠选胜燕乐，必赐梨园、教坊音乐，贵妃姊妹亦多在会中。”权臣们因而留情声乐、热衷蓄妓。如李林甫，《旧唐书·李林甫》：“晚年溺于声妓，姬侍盈房。”不仅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亦如此，相关史料屡见不鲜。同时朝廷还增设节日，赏赐钱物，以此激励朝臣参与宴乐。如《新唐书·礼乐十二》：“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如《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开元十八年)二月，癸酉，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结果一般朝臣也得以跻身于好乐之列，《新唐书·文艺中·孙逖》：“时海内少事，帝赐群臣十日一燕。”(11)盛唐后期，群臣留意声乐风气之盛，已经严重影响朝廷职能的正常运作，后人因此对之有过批判。如《旧唐书·穆宗》：“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则是物务多废。”(12) 　　 好乐之风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上流社会和长安成了盛唐音乐的繁荣地。关于上流社会音乐的繁荣，我们从盛唐乐人李龟年兄弟的生活状况可以看出。作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