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学 第八章 中国现代化与三农问题.docVIP

第八章 中国现代化与三农问题 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告诉我们：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就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 现代化上述定义包含了以下含义： 一是现代化实质就是工业化，但现代化又远不能等同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结束是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两者是不同的。工业化指的是由于技术和应用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经济变迁，而现代化则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人自身的变迁，其核心内容是工业化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在政治、社会、文化、福利、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才称得上是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经济内容，现代化还包括大量非经济内容。 二是现代化的与时俱进特征受一定历史时期限制。现代化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不是“当代”的泛称，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因为现代是相对而言的时间概念，所有具体的时间规定相对过去都是现代，但不是所有的“现代”时态都能代表现代化。比如，仍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国家，虽然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但还不能称为现代化。已经结束现代化过程正在向后现代社会转变的国家，虽然也处在现代，但他们的现代化过程已经结束。既然现代化指的是一个发展过程，自然应当把现代化理解为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概念。但由于现代 三是现代化实现目标可理解为描准“固定靶”，而非“移动靶”。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理解，有“移动靶”还是“固定靶”之争。把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等同于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水平，这种认识实际就是“移动靶”。 从纯理论角度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制定赶超目标时，当然应当以“移动靶”作为赶超目标，而不应是“固定靶”。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不然，以“固定靶”作为赶超目标，当达到这一发展目标时，别的国家也在前进，已经不在原先“固定靶”的水平，就难以达到赶超目的。但问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就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两者是绝然不同的。而现代化本身有着明确规定性，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现代化，其发展目标只应是“固定靶”，而非“移动靶”。所谓“固定靶”， 8.2 市场化过程就是经济现代化过程 我国尚未完成这个转变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 因为，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的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 这里我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看来比过去把资本主义化作为现代化标志更符合历史实际。任何传统社会，除非中途灭亡，它迟早总要进入现代化社会，这在逻辑上是无误的。但历史上，却不一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我国实际上就是越过“卡夫丁峡谷”，由半封建进入社会主义的。市场作为调节生产的手段，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经济的形式，与基本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指财产权或产权)并无主从关系。这也是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根据。 历史上我国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是，用上两节所述标准看，它还不是市场经济。它也有个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何时开始转变，也要联系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过程来考察。 我以为，中国市场的转化也是从16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这时出现的徽商、山西商、陕西商等大商帮即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商人阶级”、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同时，也有工场手工业出现，即过去我们强调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社会风气、社会群体组织上也有一定变化；出现了不少“离经叛道”的文学作品引发起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进入20世纪后，我国已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并与国际市场接轨。然而，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和由此造成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着市场调配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的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30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程度。又因许多产品和劳务价格受国际市场支配，与成本脱节。尤其农产品市场，实际是扩大了的(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 抗日战争爆发，又出现向实物经济倾斜的逆流。1953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限制以至取消市场调配资源的功能，就更谈不到转变了。 我国真正有意识地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这时，我国已经有了颇为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