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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下一步改革不能回避的三个问题 陈锡文 　 　 2011-07-28 经过30年改革，当前农村改革发展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下一步农村改革发展方向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怎么走，有着不同的思想、观点。 我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有三个问题国家必须做出回答。 第一个问题：土地流转要综合考虑 现在，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体制在不少地方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上一轮改革之后，农村的经营体制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这个体制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地资源相对稀缺，造成农户经营规模非常狭小，因此劳动生产率不高，市场和国际竞争力低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只有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逐步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中，使留在农村的经营主体能够逐步扩大经营规模。所以，凡是研究农业、农村经济的同志，大概这20多年来，一直呼吁推动农村规模经营。 这几年，各级政府推动的引导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替代农民，成为大的经营主体。这个现象也很普遍。 对于这个问题，比较积极的支持者认为：农民把土地租给工商资本，既可以获得土地租金收益，同时可以为这些经营大户或工商企业打工，再获得一份工资，因此是比较美好的事情。但是，搞农业经济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则相对谨慎。2001年中共中央18号文件明确指出，中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规模到农村租赁农民承包地。这有政策界限。另外，据我了解，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专家，也对工商资本使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心理发生改变表示担忧。 对这件事我也持谨慎态度。但是，一些地方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我不想说它与现行法律和政策有什么抵触和不一致的地方，毕竟改革应当允许各地积极尝试，但法律底线还是要遵守。 推进农地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这是必要的。因为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一定会有一部分土地需要转移集中和规模经营。但是，在推进过程中，要考虑统筹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只需要解决农业效率问题，办法很多，也很简单——拆村庄、把农民挤到城里，农业效率一定会提高。但这引发的社会矛盾可能远远大于效率提高带来的粮食产量增长。所以，关于土地问题，一定要有非常周全的考虑，要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不是只解决一个问题。如果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引发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第二个问题：关于农村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吹响了城镇化的号角。 近两三年，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拆村并居的普遍现象，即把七八个村并到一起，把农民房子拆掉、建新房。这个思路的本意是，通过农民集中居住，节约出部分农村的建设用地，然后通过置换，拿到城市使用。土地指标到城镇或城市之后，价格就会提高，然后政府再利用得到的土地出让金，补贴农村的新房建设。这个办法，有些专家学者支持，认为这解决了城市发展缺地、农村建设缺钱的问题。 但我认为，何必这样做呢？直接让农民卖地不就可以了吗？这里有一个最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以城市为中心、继续“剥夺”农民的思路。有些问题需要我们非常冷静而客观地思考，即城市到底缺多少地？还需要多少地？这个问题回答不清楚，就会有问题。最近我注意到央视二套财经频道报道了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北京市迄今为止已经销售商品房600万套，而且不包括农民住房和没有上市的公改房，而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目前北京市常住人口是1755万人，其中包括6个月以上居住人口，也包括农民。如果一套商品房平均住3个人，600万套商品房可以住1800万人，怎么房子还紧张呢？而且这里没有算北京的农民和公改房。 第二个数字，节目组在北京做了两个普通社区调查，一个在望京片区，一个是在城南片区，连续一个星期，看小区每天人车进出情况和晚上灯亮情况。结果，有一个小区，大约卖了1100套房子，每天早晨出门上班的车辆约100辆，走出来的人不超过200人，到晚上不亮灯的房子超过70%。南边社区好一些，不亮灯的房子也超过40%。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给城市供地就是投机的空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