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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今之儒学 摘要： 学，源于何时？有何影响？刘歆、章太炎据《汉书·艺文志》强调他们是由司徒之官演变而来；胡适则认为“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持着殷人的宗教典礼。古人用儒学统一天下，而当今人用来育人育己，乃育人之素材。 关键词： 学,探讨，起源，思想，地位 1 论古今之人对儒之起源的探讨 对儒、儒家及儒学的原初本意而言，至少在20世纪之前并不存在分歧，既无概念性的差异，也无多少不同的理解。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研究方法的不断传入，人们对这一原本还算清楚的概念却产生了疑问，并由此而引发了相当大的分歧。 据比较可信的资料，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似乎见于《论语·雍也》。孔子在这里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由此可见，儒名之起源应远在孔子之前，因为到了孔子的时代，儒这一阶层已形成了“君子儒”与“小人儒”的两极分化。 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探讨儒之起源的是汉代学者刘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其意为：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其特征是游文于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以道为高。）刘歆还说，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儒学的功能，实已获得相当的成功。然而孔子之后，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这里，刘歆据《周礼》的记载，不仅分析了儒的起源，而且大体描述了孔子之后儒学演变的一般情况。就儒的起源来说，刘歆强调他们是由司徒之官演变而来，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这种说法当然并非毫无根据，《周礼·大宰》说:“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由此可见，儒之起源甚久，似乎与王官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也不无关系。 近代学者章太炎接着刘歆的研究往下说，以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实际上都是出于古代王官。他在《诸子学略说》中说:古之学者多出于王官。世卿用世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宦学事师。……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尔。是故非士无学，非学无士，二者是一而非二也。 如果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观察，学在官府毕竟是学者公认的事实，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虽为推测之辞，但推测的方向似乎并无大错。 如果从儒的内涵来分析，章太炎也并不认为儒者是一个十分固定的智者集团，其内涵似乎相当复杂。如果强为分类，至少存在类名、达名和私名这样三种情况。他在《原儒》一文中说：“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即那些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流。因此太炎强调，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显而易见，章太炎是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分析儒之起源的。 而胡适在他那篇有名的《说儒》一文中指出，章氏的那些说法，现在看来还有可以修正的地方。而章氏所使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秦汉人的，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儒的来历，以及他们起源于何时，生活的状况等问题。为此，胡适在章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讨，结论为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持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然而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变成了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和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地行到统治阶级里了，向他们求学的已有各国贵族的子弟；向他们问礼的，不但有各国的权臣，还有齐鲁卫的国君。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是古宗教的教师，治丧相礼之外，他们还要做其他的宗教事务。显而易见，在胡适的概念中，儒的职业有点类似于基督教中的牧师。 胡适的结论正确与否我们暂且勿论。但他对儒者职业性质的定位似乎比章太炎所依据的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更具有说服力，而且也更合乎《说文解字》的经典性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素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形式，正是这种广泛的社会需要才造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或职业。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的骨化石旁，一般都摆放着含赤铁矿的粉末，还有死者生前使用过的装饰品等等。这表明，至少在此时，中国人已有相当成熟的丧葬观念。 2论儒学文化在古今的地位 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