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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衡和打不得九论
刘子衡与《“打不得”九论》
一
刘子衡生于1903年,卒于1981年,山东滕州杏花村人。1911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1929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他博览群书,才思敏捷,善辩通讲。在校期间曾参加考古活动,在《大公报》上与南京中央研究院考古队长董作宾辩论,初显头角,受到蔡元培等人的赏识。大学毕业已是饱学之士,为宣传抗日,应南京、上海、西安、重庆、桂林等地邀请讲学。刘子衡联系现实,借古鉴今,旁征博引论证团结抗日,反对卖国投降。其论切中时弊,立意新颖,听者无不折服。 1935年夏,刘子衡被推荐去南京给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讲学,讲“俱立则治,共同抗日则民族可兴;偏立则乱,内战不休则国家必亡”。林森高度赞赏其学识与才能。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李济深、王耀武、顾祝同、吴化文……都曾听过他讲学,拜其为师。 1936年刘子衡赴南京拜访蒋介石的启蒙老师,并随其见过蒋介石,蒋亦以师称颂之。1937年“七七”事变前,刘子衡去庐山见蒋介石,蒋问抗日救国之策,刘回答:“联共以抗日”。蒋点头称是。 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玉堂要拜刘子衡为师,刘听说后躲到离李玉堂10多里的村庄。江南水田不能坐车骑马,李只好步行去三拜九叩认师。第八战区副司令胡宗南不解其然,说:“这个刘某人年纪轻轻,有什么学问,弄得你们神魂颠倒。你们拜他为师,我胡某一个堂堂上将军,决不拜!”刘子衡知道后说:“礼仪之举,悉随其愿。但他胡宗南除非给我磕头,我决不收他当学生。”这话传给胡宗南,他又纳闷又好奇,便去偷听刘的讲学,看看到底讲些什么。刘子衡这一次讲《逍遥游》,从文题博大广阔的境界讲起,到文章的由高空立论,到谈玄表达宇宙观、历史观、变化观,再由小处着笔,对蜩莺笑鹏的批评,引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主题,批判了抗战中“愚而好自用,贼而好自专”及“外敛私产,内聚私心”的人。胡宗南听后,一夜不能成眠。天一亮派副官去请刘子衡,刘回绝不去。胡宗南又亲自去请,不再顾什么上将军的脸面,进门就磕头。 刘子衡“外无私产,内无私心”,不慕荣利。好穿蓝黑长袍,粗饭淡茶,生活无求。立德立言诲人不倦,世人皆称“布衣大师”。
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共矛盾突出,蒋介石调兵遣将,内战硝烟又要笼罩全国。马歇尔七上庐山与蒋介石共谋如何边谈边打之计。 1945年9月,林伯渠致函刘子衡,希望他利用讲学活动,投入反内战斗争。重庆国共谈判期间,俞鹏飞、顾祝同派飞机接刘子衡去重庆商谈国是。在招待会上,刘发表了《救时纲要》,宣传和平建国,发表了《兼听、偕立》,反对内战。 1946年夏,李济深约请刘子衡到南京商谈反美反蒋制止内战的问题。刘子衡说:“空讲民主理论不行,必须想办法抓实力,南方的实力你该抓。两广和陈铭枢、张发奎等都是你的部下。南京李宗仁也是你的老相识。北方有我的几个学生,如王耀武、李玉堂等,他们都是握有实权的集团军总司令以上的人。我能说服他们,他们也能听我的话。只要能抓住南北方这些实力派人物,迫使蒋介石软化是很有可能的。”李济深说:“山东是内战第一线,还是回去看看好,倘能做点釜底抽薪的工作,免致王耀武陷得过深,还是有意义的。”最后决定,李到上海与中共及各民主党派联系,而后转广州、香港,策划两广作出响应。刘回山东做实力派的工作。 刘在南京与李交谈后,又访晤了周恩来、董必武、冯玉祥、张治中等。董必武交给他几百万元,请他到山东做争取营救工作时用。刘子衡推辞说:“我向来花他们的钱,做反对他们的事。他们心甘情愿,我也用之无愧。” 1946年10月,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等要到山东视察,在顾祝同的邀请下,刘子衡同他们一起飞抵济南。王耀武、何思源等代表山东党政军民举行欢迎宴会,白崇禧、顾祝同即席说了几句客套话,何思源提出:“请刘先生讲话,刘先生是学者,高瞻远瞩。”刘子衡说:“我是山东一平民,无发言资格,也无话可讲。”众人接着吵嚷道:“必有高论,我们愿闻”。于是刘子衡发言:“‘七七’事变后,我与冯焕章(冯玉祥)先生来过山东,韩复榘不听指挥,竟不战而逃。日寇兵不血刃,便轻而易举占领了大半个山东。幸赖爱国的地方部队,人民武装,在敌后靠小米加步枪保卫了广大农村和人民,很不容易。而今,抗日胜利了,我希望中央对山东多发小米,以济民困。少发步枪,消灭战争。这是我以山东人的身份向白先生、顾先生要求的。”他的反战讲话,搅乱了宴会的气氛,引起了军政界议论纷纷,或云“此人色彩浓厚”,或曰“定有政治背景”。因是王耀武的座上宾、老师,又住在王的办公楼上,军政界好战分子也只能望楼兴叹。 刘子衡到济南,王耀武召集校级以上军官300多人,请刘演讲。刘子衡先在黑板上写上讲话的题目:眼光放大,团结爱民,重建家园,后面落上刘子衡三个字。接着讲道:“在抗日战争时期听过我讲话的人,都知道我一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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